美国“电视研究”的学科起源与发展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 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 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论文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文献，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 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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