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过去了,旧的问题未解决,新的问题已出现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易卜生的戏剧精神正是我国“五四”前后进步社会力量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断言,易卜生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孔雀东南飞》到梁祝、宝黛悲剧莫不如此。“娜拉”离家出走时重重的关门声像一声春雷,震惊了昏睡中的中国妇女,她们发现自己也可以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女性也选择了娜拉同样的道路,如女作家萧红,她从父亲的家出走之后,又曾经三次从丈夫的家中出走。而女革命家秋瑾在先于五四运动十几年的1904年就离家出走了。
我国这一时期的戏剧与文学,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女作家白薇的诗剧《琳丽》、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女性》、茅盾的小说《虹》、冯沅君的小说《旅行》等都突出了反封建的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在当时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女明星们都以上演娜拉为荣,现在仍健在的黄宗江先生则是最早男扮女装参加易剧演出的。
关于娜拉(《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的出走,鲁迅做过冷静的分析。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先生给的答案有三个:“堕落”、“回来”、“饿死”。在之后的小说《伤逝》里,鲁迅用子君与涓生的故事回应了自己的问题与答案,“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把妇女的解放提高到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高度来考虑,也进一步深化了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题。
纵观中国电影史,我们能在电影中发现娜拉或者娜拉的变体。根据洪深剧本《爱情的逃亡者》改编的电影《女权》拍摄于1936年,女主角宋嘉玉由当时的“影后”胡蝶饰演,宋嘉玉厌倦茶叶富商的庸俗家庭出走,因无奋斗目标,漂泊五年后又重新回到家庭,作了一个律师的太太,影片最后,剧作者又让她第二次出走,但是走向哪里去,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正像当时评论所说“宋嘉玉有第二次出走,也将有第二次的回来。”“十七年”时期的电影《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由于家庭逼婚,离家出走。和北大学生余永泽结婚后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引起丈夫的反感,与丈夫的分歧导致林道静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在卢嘉川的引导下,林道静完成了从“娜拉”到“战士”的蜕变。新时期电影《黄土地》中的翠巧不服从男权文化结构所规定的秩序,不听父亲嘱咐,不受丈夫支配,依然逃离夫家,最后被黄河水浑浊的波涛吞噬。影片中作为拯救者出现的八路军顾青,没能像“十七年”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那样成为救世主,让娜拉成为战士,这也是作为“文化反思电影”发人深思的地方。90年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明知“人在这个院里算什么东西,是狗,是猫,是耗子,就是不是人”,但她为了获得陈佐千的恩宠,千方百计和其他妻妾斗法,是一个甘于做“玩偶”的娜拉。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从这一面面镜子里,我们也看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娜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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