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文化人格

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扑朔迷离，如真如幻，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

李叔同1918年以盛年出家，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一个谜。24年后，距他63岁生日还差10天的时候，功德圆满，安祥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间是1942年10月13日。临终前写“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通，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生其死，都充满了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评出韵味的时候，便卸妆收场了。

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扑朔迷离，如真如幻，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弘一法师终其一生，凡在俗39年，在佛24年，活得虽非轰轰烈烈但却光明磊落，潇洒飘逸。一生充满离奇，一生行谊便是一本没有写完的哲学。正如他的好友夏尊在《弘一大师永怀录》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这便是当时知识界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看法。这里有崇敬，有叹惋，有困惑，有猜测，甚至有误解，有演绎，有讹传……有的以管窥豹，试图通过李叔同某一时期的言行，形而上地诠释其一生行止，不免得出许多荒唐的结论。就以他的出家而言，他从赫赫朱门到寂寂佛门，从翩翩浊世佳公子到戒律精严的苦行僧，所谓“朱门年少空门老”，这种巨大的生命跨越，超常的生活反差，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便引发了种种说法：什么家庭影响说，理想破灭说，经济破产说，性格变态说……等等。这些说法大都以某一事实（或现象）为依据，加以逻辑推理，想象大于求证，看似有一定道理，往往以偏盖全，似是而非，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甚至诸说互相抵牾，互相驳诘，夏虫语冰，终不能自圆其说。

综观李叔同的一生，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遍走天涯”，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见黄福海《弘一法师与我》）。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前人，啸傲当世。如果我们抛开他的一些烦琐身世，着重从文化传统和文化站位上来理解他的出家，是否更接近客观实际呢？

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

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乃至八股文的范文。《格言联璧》、《古文观止》、“四子书”等。这是他十八岁以前所学，是他文化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这一时期他还受教于赵幼梅、唐静岩等津门耆宿，与严修、周啸麟、王仁安、王吟笙等有文字交往，这些都深刻地奠定了他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严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柳亚子、严复等人的社会思想。这一部分主要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城南文社，特别是进入南洋公学时所受到的教养，后来影响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三是洋文化。这部分主要指他留学时期通过日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这里包括西方美术（塞尚等人的画风），西方音乐（合声配器以及移植奥尔德等人的乐曲）、西方戏剧（研读原文莎士比亚剧作，演出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这诸种文化麇集一身，互相渗透、侵寻、碰撞，构成他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所谓“以美淑世”、“以善达人”，实质上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他在引进西方艺术（音、美、戏）上开一代风气之先，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他对它们热衷留恋，一往情深，构成他文化思想的主干。即使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艺术教学上尝试了许多超前的方法和手段（包括画人体模特儿），但他在学生中的印象，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形象。他“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见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个人的风度，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延，李叔同以才情入世，以诗文会友，以真知育人，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始终如一，这是他的文化学养最完满的体现。

李叔同的文化人格 共有3页,您还有2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