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狄浦斯王》的“隐讳教导”

其次，“僭主政治需要的背叛、暴力和背信弃义竟是如此之多！僭主者当然会乞灵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它们：当然会签订合约，但只是为了撕毁它们；他会骗得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他要唤醒蛰伏的贪欲，鼓励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简言之，他好像一定要把所有罪恶的激情放进一间暖房，那样它们就可以尽快成熟，获得更大的丰收。”［10］254如果得到制度的允许和纵容，人性的内在罪恶性会通过制度畅通无阻地释放出来，并且通过制度加以放大，其破坏性已经超过了原本植根于性恶之初，是自私自利等人性普通弱点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这城邦，像你亲眼看见的，正在血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来：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死了，妇人流产了。”忒拜城邦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显然种因于俄狄浦斯掌握了僭主权力，而不能仅仅苛责于他身上的普通的人性弱点。正是出于对僭主政治的警觉，古希腊政治家梭伦主动放弃了成为僭主的机会。“至于梭伦本人，他的诗作给亚里士多德留下的印象是：那是一个诚实、公正、将其城邦利益置于个人抱负之上的人士的作品。梭伦并非是拒绝享受的清教徒，但他认为对僭主来说，个人利益抵不过迟早会接踵而至的惩罚。据说梭伦曾经表示僭主职位是一个美差，但退让为难。把退位为难作为不愿意取得这一职位的理由，这正是梭伦的与众不同处。”［3］94

最后，僭主政治导致理性言说的失败，阻碍了人性之起飞。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万物之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能力。“所谓言语（或理性言说）是相对于声音而言，声音可以表达悲哀与欢乐，是一般动物（包括人类）都具有的机能。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言语使理性沟通成为可能，也使城邦生活成为可能。”［9］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理性言说替自己辩护，比用肢体来保护自己更能凸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理性言说正是使人性起飞，突破一般生物限制的关键性本能。在《俄狄浦斯王》中，当俄狄浦斯以僭主的身份发言时会产生一种“事与愿违”的效果，他本想表达某件事，但说出来的话却与其本意大相径庭，即他的“心灵”逻各斯无法控制其“语词”或者“意思”的逻各斯，致使他表达出自己未经察觉的真相。如俄狄浦斯是为人民、为自己好而诅咒凶手，结果是在诅咒自己：“我诅咒那没有发现的凶手，不论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另有同谋，他这坏人定将过着不幸的生活。我发誓，假如他是我家里的人，我愿忍受我刚才加在别人身上的诅咒。” 这种话语对心灵的反叛行为仿佛出自一个病人之口，其病理应归因于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们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这最后一点安慰。”［10］262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僭主政治使俄狄浦斯丧失了采取理性言说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进而扭曲了他突破一般生物限制的本能。“苏格拉底说，僭主干出了大多数人只能梦想做到的罪恶，别人的梦想是俄狄浦斯的行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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