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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

收录:2008-8-28  作者:方维保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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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主义历来是文化的正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历史主义被转述为科学主义精神,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叙述祛魅运动。这样的祛魅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文化的。

中国传统文学中尽管存在着大量的神话、志怪和神魔文学,但中国文化中的求实的“历史化”倾向却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历史与神话相混融的特征。从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典籍如《山海经》、《庄子》和《淮南子》中所保留的一些神话传说来分析,纯粹幻想和虚构性的神话和具有历史事实的影子的传说,往往交织叙述,历史给虚构提供了契机,而神话幻想通过对历史的加工,把那些历史内容大大地充实了起来。而这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正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诗经》中的《生民》叙述传说中的周人的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因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不敢养育,把他抛弃。被遗弃的后稷遇难不死,得到牛羊的喂乳,飞鸟的保护,见出灵异不凡。这个故事在《史记》中又被附会于汉高祖刘邦的身上,形成了“皇权神授”的思想,以至于中国历代帝王都被称为受命于天的“天子”。神话在此被历史化了。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强大的不可征服的自然力之下又演化为“天命”观念。天命难违的宿命论在神话和历史分离之后,仍然影响着文学的创作,特别是民间形态的文学创作。因为民间不但要直接面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自然力的压迫,容易产生宿命思想;而且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发展的缓慢,也使得上古神话和多神教观念都得以很好地被保存。

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显在的民间特性。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是说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与居于正统的文人写作,即诗文创作是有所不同的。就是文人创作也仍然受到中国小说发生的民间本性的影响。《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曾指出,他的创作是“取正史及野乘所记隋唐间奇事、快事、雅趣事,汇纂成编”①的。显然,这些作品必定受到长期存在于民间的“天人感应”人生观的影响,遗留着古神话的痕迹。考订其结构,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特点,即在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套上一个神话的套子,使历史与神话、传说合一,历史在神话系统的有序演进中得到表现。如《水浒传》、《红楼梦》和《封神演义》等,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上,把人与神相对应,把人间生活视作神界的再现,神界与人界的混合叙述,以神界作为主宰,以人界作为叙述主体,历史本事被创作主体的“天命”观念化解为亦真亦幻的象征世界。就是那些被尊为信史的所谓“正史”,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民间性,它们也都喜欢利用民间话语来确定自己在民间的权威,但却无意中使自己成为民间的话语资料。也就是说,刘邦式的故事(其原型应是姜生子)本来自于民间,为知识分子所采集,又加以敷衍连缀,再流入民间时,这种民间性的神话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系统化,《岳飞传》和《杨家将》的民间原生态,就是历史与神话的胶着态。民间文学的创造性、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家的想象力,也就是在这种亦神亦人的模糊态中得以实现的。

然而,这种民间话语形态却历来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排斥。儒家文化重实绝虚,孔子曾反问他的弟子“未知生,焉知死”,同时还定下戒律“不语怪力乱神”。与这种重实绝虚哲学相一致的,是对“历史”的极度尊崇和膜拜。在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历史”作为文学叙事评价自身的唯一尺度长期支配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叙事只有不断证明自己的“历史性”才有存在的理由。汉魏六朝不少小说都列入史部。唐朝刘知几《史通》中《采撰》、《杂述》等篇把小说分为十种,概之为“史之杂名”一类。小说与史并提,用以补充正史,古谓之“野史”、“稗史”、“异史”。所谓“文参史笔”、“班、马史法”和“良史之才”乃是对文学叙事的最高评价。“历史旨趣”向来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和目的。这种“依史论文”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着人们对传奇、戏曲和小说的看法和鉴赏。诚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意接受。……职业性的说话人一直崇奉视小说为事实的传说为金科玉律。《三言》中没有一则故事的重要人物没有来历,作者一定得说出他们是何时何地人,并保证其可靠性。……讲史的小说当然是当作通俗的历史写,通俗的历史读,甚至荒唐不稽附会上一点史实而当作史实看。所以描写家庭生活及其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它们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内容,常引起读者去猜测书中角色影射真实人物,或导致它们作者采用小说题材的特殊遭遇。前人对《金瓶梅》即作如是观,《红楼梦》亦然,被认为是一则隐射许多清代宫廷人物的寓言。…….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②。这种重实尊史的传统自然是与活泼的、想象性的民间话语相排斥的。而民间的被统治地位势必导致不可避免的话语的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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