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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

收录:2008-8-10  作者:孟悦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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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近年来成了一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本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country)能否产生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否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评判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但令人遗憾,这些争论至今既没有充分深入到历史的、写作的具体研究层次,又未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义的理论话语。不久前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从她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写作角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我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的。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她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

一、现代观与时间观

“现代”和“中国”摆不摆得到一起,要看人们怎样解释这两个字眼。“现代”若是指一种体系化的社会——经济模式,那么中国恐怕套不进这种先定的标准。但若谈到中国是否不均衡地分布着这种经济基础,答案恐怕又是肯定的。多少年前,当西方军事武器上的摧毁力使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有了不强大不行,不“现代”不行的紧迫感之后,关于“现代”大致就有几种看法,一种认为“现代”是一个铁板一块不能拆的东西,中国要现代化只能以一整套全新的“现代体系”取代原有的基础。另一种倾向于在“部分”现代化同时照顾原有基础。还有一种倾向于牺牲中国原有社会“落后”的部分来扩大“现代”的部分。本文不是讨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的,我这里要提的是,如果说上述第三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中后期的政策制定的依据,那么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却是第一类观念借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并在左翼文学中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对文化和文学实践有相当左右力的话语(discorm),这一话语之复杂的成因牵扯到许多历史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出现与反对国民党的某些“现代化”政治和政策有关),这里无法详谈。但只有以这个历史背景为前提,我们才可以公平地讨论这种关于“现代”的话语如何影响了对于中国经验的表述。这一话语所做的事情之一是,把“现代”绝对化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时间单位,从而中国与“现代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异就被表述成了某种“时代”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的言论中,“现代”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价值,这种价值体现着新的社会形态依时间的推进取代旧形态的观念。比如,陈独秀在1916年反对提倡孔教的主要论点,就是这样一种“现代观”。他论证说,辛亥革命后的宪法旧家、教育以及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环境都已经是“现代”的,而孔子的学说是旧时代的产物,故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现在的屠杀者》,胡适批判“古文”的一些文章,也都很明确地把历史、社会和人性理解为某种历时性发展的产物,并主要以时间范畴来界定什么是一现代”。“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说成了“时间化”、“现在化”。比如,中国的形象被时间化了,于是划分为“少年中国”和“老中国”,民族被时间化,则有“青春的种族”和“白首的种族”。文化和道德被时间化,则新文化新道德要取代旧文化旧道德。“人”的概念被时间化,则有“从动物进化的人”,语言时间化,则有“活语言”和“死语言”。

在文学实践中。这种话语也曾为某些新颖而细腻的视野和想象力创造了条件。比如新文学的乡土文学中,有不少作品将民间的朴素风情与旧式的抒情交织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叙述格调,实际上是受惠于新文化倡导者们对“于民文学”和活泼的俗语体的提倡的。但这里为了切题,我只好还是谈这种有局限的“现代观”之“显”的一面。它在两个要害问题上影响了新文学对中国生活的感受和叙述。其一,中国社会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被想象成了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错位”,后来甚至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现实观”。由于以历时性的进化作为取景标准,不按时间规律而进步的“现实”生活图景显得格外黑暗和令人绝望,在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中,“现实”几乎就是“黑暗”或“痼疾”的同义词。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正面价值则被放到了“未来”。有许多小说都包含这样一个主题:尽管“现在”还是黑暗的社会,但对于这“现在”的彻底反抗却可以预示某种更合理的未来前景。这两种以时间划分的“现实”有时也用人物来象征:不论阿q式的“麻木的国民灵魂”的基本原型,还是劳苦大众觉悟反抗的“革命原型”,都多少是时间和时代的标志。其二,由于“时代”成了“现实”的单位,“时代”的不可分无形中决定了“现实”也不可分:正如假定“现代”的“部分”是没意义的,“前现代”的中国生活也只有场景的区别,却没有意义的区别。这带来了一种很有普遍性的表现观。即,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同一“现实”的不同场景,而不是同一场景的不同“现实”,或同一事件的不同意义。表现“时代”只是个“写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写”的问题。正因此,新文学的倡导者和文艺批评家不大注意对形式想象力的辨认和培养。不仅有人把“新文学”理解为不要“旧形式”,更有人把“走出象牙塔”理解为不要形式感。于是,“苦闷的象征”大体上被解释成了一种关乎“苦闷”而不关“象征”的理论。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之所以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作家虽然开始写“大众”生活,却无力把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形式感引人新文学的再生产,因而有了某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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