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

当我们把利奥塔的“报告”细读于此，在一种恐怖中我们无法不承认、无法不惊叹利奥塔所给出的这种极为准确且梢辟的预见。不要说在西方国家体制中，即是在本土当下为学界一部分学者不愿承认或勉强承认的所谓“中国化的后现代文化社会”中，我们已经开始触摸、体验到利奥塔的预见似乎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周边的事实。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曾用“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一术语来承接着利奥塔的思路继续讨论下去：“对利奥塔而言，后现代派的现状是以西方社会中一场知识地位的危机为标志的。这表现为对‘元叙事故事’(meta-narrative)的不信任和‘对合法的元叙事手段的淘汰。”（注：［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在斯道雷看来，“元叙事”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基督教教义等整合社会众多不同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能够“以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注：［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即利奥塔所言称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确，不要说在西方，就是在中国大陆，后工业文明高科技的发展也使人文学科彻底地失落了以往培养“有能力领导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者纸上谈兵式地对后现代高科技的挑战屡战屡败，当下惟一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精神与信仰就是最后的一种人文执著——屡败屡战。

让我们识透历史本质后所感悟到的是，不要说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就是个人的小叙事及后工业文明科技理性的解放叙事，其实所有的叙事在骨子里都在寻找自己的合法化状态。需要提请学界注意的是，利奥塔在“报告”中不断言指的“解放叙事”其绝不再是一种在纯粹语言学思、言、字的三个层面上所理解交换信息的媒介，在这里叙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语言表述。我们在学术上所言指的“叙事”——“narrative”是一种话语模式——“a mode of discourse”，这种话语模式是对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进行普世性规范，以便建构起一种序列关系或逻辑关系，并将其按顺序排列；这种顺序不仅是指事件行动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所排列，便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完形的理解力(configurational understanding)，最终使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遵守普世性法则，结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及合法化的整体。

这才是“叙事”的本质。

“解放叙事”是一种后现代社会使用“技术”与享受“技术”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遵循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使诸种社会事件序列化与逻辑化，并获取一种体系性的结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结构整体的本身就是“叙事”，并且这种生活模式在一种惬意与享受中使这种“叙事”结构整体被大众主体接受且合法化；换言之，后现代生活模式的生活“行动”自身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言说”、“书写”这种社会状况的叙事，因此，“解放叙事”是对人文学科具有普世性理论体系的技术理性式的解构。“emancipation”——“解放”无论在英语还是在汉语语境下，均是一个具有相当情感释放色彩的术语，我们应该从利奥塔用“emancipation”修饰“narrative”的词语组合中读取其用心刻意的修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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