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

一个在理论话语的贫困中被放大、夸饰的视图时代似乎蹒跚到来了。

视图理论炒作者还是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这一书写的文本中寻找自己过度阐释的理由，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后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发展逐渐把社会公共意义的提取转向视觉化，也就是说，凡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打入商业领地的消费文化在高节率的程度上挤压于种种大众传媒，以图像的方式快捷地向大众视觉成交以几何数递增的暴量信息。在大众文化领地，文字被商业视图挤压于边缘，图像成为当下消费者提取信息与意义的主流手段。这里至少有两个设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下谁在生存的身份上还不是消费者呢？但又有多少人彻底地弃置文字仅依凭于读图领受信息的获取呢？

多年来，文艺理论界的职业者及其敏感性总是使他们在理论话语的操用上表现得相当前卫，由于“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套理论体系中的诸种术语因过于眼熟而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他们不失时机地从西方引波“视图时代”、“视图文化”等浅显得一眼即可以把内涵看到底的理论，在中国汉语语境下匆匆讨论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图像传播与图像对文字的挤压等问题。然而，这种理论的提前量多少让人感觉到关于视图文化的讨论与中国大陆的实情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呈现出令人不舒适的隔靴搔痒感。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西方学术界，实际上“大众视觉文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滞后的术语了。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讨论“观视者的问题与现代性”时，即使用过“大众视觉文化”这一术语：“我认为，在大众视觉文化(mass visual eulture)中所产生的‘现实’印象其最为普遍的一些意义，实际上，基于一种对视觉经验的根本提取与重构，因此也重新提出一个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是什么的思考。”（注：［美］乔纳森·克拉里：《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及其观视者的诸种方法》(jonathan crary,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it press,1991,p.9.)）很显然，在西方学界乔纳森·克拉里一定不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乔纳森·克拉里操用这一术语是在讨论19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不是被中国大陆学人所感兴趣的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一些理论者从西方急于引渡“大众视觉文化”、“视图时代”与“视图文化”等诸种术语为当下中国大陆文艺理论界的话语贫困补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当下中国大陆由汉语制约的社会群落中，图像还远远没有把文字从文化及社会意义的指涉中心挤压于边缘，成为这个时代信息与意义提取的主流能指。凭心而论，21世纪大陆的主流能指系统还是文字而不是图像，并且能指系统具有不可随意调整的、极强的历史稳定性，它的转换将给社会、文化及文明带来撼人心魄的破坏与重构。因此，在理论界看惯了“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一系列使“权力中心”意义出场的概念之后，猛然把“视觉中心主义”(ocular centrism)这个术语从西方移植到汉语理论界来操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错，汉字在源起之时，更多是以象形字来组构自己的文字系统，在汉字使意义出场的东方中国，见诸于甲骨文的象形字大概是人类早期文明中较早使意义出场的视图方式，那么，我们又怎样在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语境下理解从西方理论界泊来的“视觉中心主义”呢？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讨论教育及其通过叙事行动所达向的合法化时，曾有一段表述总是被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所忘记阅读：“如果我们接受存在着一种既成的知识体系的观念，那么，这种既成知识体系的传播问题通过一种实际的观点，还可以细分为一系列问题：谁来传播？传播怎样的内容？传播给谁？通过怎样的媒介来传播？在怎样的形式中传播？达到怎样的效果？”（注：［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jean-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on knowledge,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48.)）我们的确应该从利奥塔手中接过这一设问，指向东西方的整个人类文化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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