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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生死观

收录:2008-7-23  作者:吴小美 李向辉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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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缺乏崇高凄厉,但以死相拼的心理定势在老舍的死亡观中早已成为他的生命之根和人格之根。所以,他笔下的自杀人物才会一次次实践着,“预演”着。钱仲石(《四世同堂》)与一卡车日寇同归于尽,王得胜(《张自忠》)的自杀成仁,石队长(《火葬》)宁死不当俘虏而为自己“火葬”。最逼真的预演当然是祁天佑的投水。护城河及太平湖清冷的水也帮助了研究者以更清醒的头脑研究老舍的死亡观。我们看到老舍的热到发冷的笔触描绘祁

天佑慢慢地扶着城墙“蹭出去”,“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而老舍投湖前的真实思想和投湖时的真实情景,至今没有翔实的材料能说清。

很难作心理学的推测,但老舍的自杀实践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是不需要“推测”的,倒是其间接的文化原因值得研究总结。他的死,是以自杀完成和定型了自己的生死观、全部创作、全人格的一个大制作。说是“大制作”是相对“小摆设”(如不能忍受一时一事的小失意)而言的,其手笔和风格扣人心弦。以他对党、对领袖、对新社会和人民的热爱忠诚,以他对事业的虔敬,以他对人的宽厚而言,没有不及之处可挑剔。应该追问的倒是,老舍这个社会取向远大于自我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种“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诤忠诚,往往并存于一身,这样的文人作家,死的自觉和以死相拼面对邪恶暴力,并不等同于他们就都具有强固的心理防线,经得起严重的挑战,他们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不同,后者以个体主义为核心理念,强调人的“生而平等”,特别是后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普遍看法是,活着就要得到愉悦和减少痛苦,和东方提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其乐无穷”是很不同的。且不说老舍临死前承受到的“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因为这已是铁的事实,而且也足以证明他太缺乏风云突变的精神准备;只要看这位极其重视“气节”的文化精英,就在他荣誉缠身的“风光”日子里,他在有关部门、有关方面、有关人员那里,从来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改造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他始终被记着“一本账”,只得无休止地检讨自己的“生活不够”、“思想贫乏”、“技巧不高”21。这不能不造成老舍们政治文化心理深层次的“双重人格”,在追求“独立不倚”的同时殉道愚忠。黑格尔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中国“家长政治的原则”:“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一切合法的关系都由各种律例确实地加以规定……”22因为“一切由上而定”,才会有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就是皇帝、大家长,其“人治”的政体形式和“贤人政治”使民众(他们只能是伦理整体的工具)只能寄希望于“清官”救民。前文论及老舍的生存观中已提及老舍背负“两个十字架”的悲壮色彩,所谓的清官救民正说明“民”的命运是掌握在“官”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民”吗?不可讳言,老舍极重视的气节是有浓重的封建文化色彩的,他的忧患意识既与现代意识相通(如前文所述),又与屈原的忠君传统一脉相承,一旦触及现实政治的巨大冲击,个人的抗争就不能不让位于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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