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由花城社出版隆重推出了,作为出版社开出200万稿酬的名家力作,笔者原以为这部书一定会不同凡响,特地到书店买了一本,一读为快。拿到书的一刹那,笔者首先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字眼:“文学大师的70年家事国事心事自述”,不知怎么,一看到“文学大师”的字样,我就一下子倒了胃口。王蒙也算是当代著名家,也是老前辈了,说他是文学大家尚可,但说王蒙是文学大师,这好像有些唐突。不论从那个层面来讲,王蒙称文学大师,还为时尚早。
因为对王蒙先生的尊敬,我极力抑制住自己的反感,勉强读完了《半生多事》。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还称不上文学大师的水平。也许是本人对王蒙的期待太高,也许是听到的先前的宣传太多,仅从这部自传来看,除了提供一点可怜的文学研究资料以外(这一点还是建立王蒙所标榜的“最大的真实”这一基础之上),其他各个方面都属一般水平。考虑到《半生多事》是王蒙自传的第一部,后面两部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武断这部传记的总体水平如何。但可以得出的是,这部《半生多事》的写作水平离文学大师还有不少距离。
但愿这只是出版方的一次小小的炒作,不是王蒙自身所为。把文学大师这顶帽子安到自己头上,王蒙不会太心安理得。因为作为一个经历比较复杂,写作实践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王蒙,他应该明白自己的作品的位置。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王蒙的其他作品,包括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看他这些作品是否可以充当王蒙建筑文学大师的砖瓦。必须看到,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都绕不过王蒙这一章,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组织新来的年轻人》、《春之声》以及《活动变人形》等。王蒙进入文学史,不能否认他在文学写作上的才华横溢,他在文学上贡献不可谓不大,而且就他的文学地位来讲,也不可谓不高。他官员做到新中国中国文艺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头衔很多。但所有这些不足以成为王蒙进入文学史的理由,因为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常识:王蒙早在取得这些非文学成就以前,已经被当代文学史所注意。也应该看到,王蒙被注意也不完全因为他作品的文学成就上,更多的是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那个时期出现的所有作品,包括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心武《班主任》,以及所谓的其他新时期作品,它们之所以被注意,很多的原因是思想解冻后文学界的一片荒芜。与其说是他们的作品写得好,还不如说是这些作品契合了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对这些作品本身文学价值的解读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只是凭着直觉发掘出了这些泛政治化的作品。可以说,环境的不自由,根本不允许出现文学大师级的人物,也不会出现大师级的作品。
不但是王蒙,整个新时期以来文学写作,根本就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如果说上世纪以来中国还有文学大师的话,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沈从文。鲁迅的文学地位不容动摇,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以及学术研究,鲁迅可以当之无愧文学大师的称谓。沈从文的前期作品可以说是大师级的,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大师级文学命运就消亡了,他转向了服饰文化研究,离文学大师越来越远。
这样看来,文学大师的成长是需要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的。鲁迅和沈从文这一个半文学大师所成长的环境看上去“很乱”,但往往是这样的“乱”世会出天才、出大师。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战乱频仍,却出现了诸子百家,形成了流传久远的百家争鸣。鲁迅和沈从文生长的社会环境也是很不太平,恰好是这样的不太平让鲁迅这些人有了自由写作的氛围。鲁迅的时代是出大家的时代,一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写作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时期,除了沈从文,还有张爱玲、老舍……等等,也正是这些大家在后来都不同程度的走上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