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乡音乐歌舞新论（五）

然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典籍中对巴蜀歌舞的载录却出奇的稀少。探究起来，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巴蜀文化融人中原文化的历史较晚，中原文人对巴蜀文化遗产不甚了解，巴蜀文人又介绍不力。先秦时候，巴蜀文化在总体水平上不及中原文化先进。人往高处走，当时巴蜀人自己亦倾慕中原文化，未暇陶醉于自己的文化圈。当战国策士纵横游说于诸强时，未闻有巴蜀豪杰参加到纵横家的队伍中去。直到秦朝大量向巴蜀移民，将六国的灭国之人流放“葭萌”(代指巴蜀)之远，巴蜀文化与中原文明才在民间普遍交流起来。蜀卓氏、程郑氏、司马氏、扬氏等等都是外来移民大姓。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翁人蜀教化以后，巴蜀才由较后进的地区，一跃而为中华的先进地区之一。因此之故，产生于先秦的《诗》《骚》等典籍中没有反映巴蜀文化的内容。

第二，政治势力的局限。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秦汉时候，巴蜀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到东汉班固写《两都赋》时，巴蜀首府成都的繁荣富庶于西京(长安)。然而文化影响往往要以政治实力作为催化剂才能推进。中国历史统一王朝没有一个是由巴蜀的家族所建。巴蜀好恶始终只能局限于“天府”一隅。对照而言，楚地的情况就不同了。楚地原来也甚偏僻落后。春秋战国时代楚地在与中原各国的大量交往中跃为先进大国之一。到了汉朝，楚地许多文化习俗逐渐变成了全国共同文化活动。汉高祖这位楚蛮不仅将楚文化带进汉朝庙堂，而且承他的慧眼，顺带将他所知晓的巴蜀文化物也携了点到汉朝庙堂。没有这位刘邦，我们今天连《巴渝》 《巫山高》之类均不得而见。唐朝李氏兴起于西凉。因而，唐朝时候西域音乐成为时风所尚。巴蜀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入主全国的机遇。因而，巴蜀音乐也始终未引来人们广泛的注意和系统的整理。

第三，巴蜀政治地理的局限性大，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巴蜀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人们习惯于一提“天府之国”便加称赞。其实，“天府”型的地理是好坏参半。“天府”也者，天生成的府城之形也。这“府”城的天险，在乱世时刻固然是阻挡烽烟的一道屏障，将中原那些杀人放火的势力挡在外面。但同时天险也妨碍了自己问鼎中原的道路。蜀人一生，无论他有多大本领，如果不跨出这“天府”的府门，投身到中华大地上去，他便将成不了多大的气候。司马相如、扬雄、李白、郭沫若，他们如果不跨越秦岭，不走出夔门，谁知道他们的雄才?蜀乡歌舞资料在“天府”之内往往自生自灭。蜀乡内既无人搜集采编音乐、歌舞资料，外乡人辑集时又不了解蜀乡此中消息，故而蜀乡音乐、舞蹈资料很少见文书典籍收载。

第四，蜀乡音乐、舞蹈资料难以保存下来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保存音乐、舞蹈的手段落后而必然的后果。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上下五千年，完整保存下来的乐曲、歌舞资料有多少?有许多乐名、舞名见于正史，而与“名”相符的“实”——具体的乐谱、舞谱又在哪里?我国音乐歌舞的历史发展水平并不低，创作才能与欣赏水平亦很上乘。远在汉代赵飞燕皇后已能跳立于“掌”上之舞(大概即今芭蕾舞一类，能由男伴手举而舞)，唐代杨玉环皇妃能跳“霓裳羽衣舞”。大型乐曲方面，南朝陈叔宝所作《春江花月夜》乃风格幽深细腻的管弦乐。唐朝李隆基不仅能创作大型乐曲，而且是一位大指挥家和配器家。可是，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水平的发展与音乐、舞蹈书面记录符号的发展之间很不相称。我国文字产生很早，故而书面史料很富。但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是无法适应记录音乐、舞蹈的需要的。我国上下几千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诵用的、达到规范化的记乐、记舞的符号。结果，先进的音乐、舞蹈实践，却没有先进的书面谱表符号加以记载和表述。中国也不是没有记乐、记舞的符号。音乐中各行各器也产生过数种符号，比如琴谱、工尺谱等等。但是，“书不同文、行之不远”。混乱分散的符号等于没有符号，一旦乐工散失，乐曲也便要散失。近几百年来，西方记乐、记舞的书面标识符号臻于统一、规范、科学化。音符乐谱像文字一样，作者与看者皆能掌握。我国却一直没有统一的音乐与舞蹈的书面记写符号，尽管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周朝就认识到了十二律和七声音阶，懂得了“旋宫”原理——即音阶首音在十二律间移位而成新调式的理论。这种认识反映在典籍上，有《礼记．祀运》所载“相旋为宫”的记载为证。那时，中国人还认识到了音阶中存在半音关系，并且将十二个半音组成一组音阶，将十二个半音中的单数位半音六个称为“律”，双数位半音六个称为“侣”。应该说，中国人音乐理论知识启蒙很早。可惜的是这种早熟的认识却没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书面符号来标记。结果乐曲的流传变成主要靠乐工之间的直接师承。口耳手眼的模仿师承局限性极大，危险性也极大。中国史书经常记载天下大乱之后，乐人流散，乐曲流散的史实。比如《晋书》记载汉魏之际汉乐失散的情况：“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晋书．乐志》)。又如《宋书》记载秦汉之际的情况说：“汉兴，乐家有制氏(乐工姓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馀《韶》《武》而已。”这里所言的情况代有普遍性。乐、歌、舞的传播往往靠人的五官直接模拟和大脑的记忆。人的记忆有限，人的生命也有限。乐工、舞伎和个别识得“某法”的人一旦流散、死亡，音乐、歌舞资料也便随同消失无存。蜀乐、蜀舞在中国音乐舞蹈资料难以保存的大背景下，自难独获幸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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