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大地的写作——论严苏的小说创作

叶炜

因为对苏北作家研究的兴趣和需要，我一直关注严苏先生的小说创作。我们在江苏省作协组织的首届农村题材研讨班上结识，此后读了他的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在小说创作方面，我感觉严苏不是一个十分会“讨巧”的人，他的写作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笨拙”构成了严苏小说创作的本真和厚实。在他的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换一种活法会如何》和《女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这种本真和厚实俯拾皆是:《小姨》中的小姨，《流浪》中的小毛，《哥哥的爱情》中的哥哥，《屁股上的钥匙》中的豆芽儿，《换一种活法会如何》中的李美丽，《女人》中的红桃，这些人物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严苏所作的只不过是把他们进行艺术上的还原。

严苏是个过于“老实”的小说家，他从不去想小说创作的捷径问题，他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农，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遵照节气更换和季节轮回，该松土的时候松土，该下种的时候下种，该施肥的时候施肥，该收割的时候收割。他要让庄稼遵循自己的生长规律自然成熟，他从不去想化肥农药问题，更不去想催化剂的问题。这样的原始耕作，使他的作品非常生态，没有时下的乱七八糟，更没有什么不良的污染，在其他所谓前卫作家纷纷热衷于搬运西方现代经典手法的时候，在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理论铺天盖地天女散花群魔乱舞之时，严苏非常固执地甘愿成为一个“保守”“落伍”的写作者。这种“保守”“落伍”的姿态，保证了他小说创作的原生态。

这种原生态表现在题材上，就是严苏原原本本地关注农村和小市民，比如《王老五和他的黒\牯兄弟》、《屁股上的钥匙》、《哥哥的爱情》、《女人》等；表现在创作手法上，就是多用传统的白描和叙述，小说文本结构不追求复杂和扑朔迷离；在人物塑造上，严苏并不刻意追求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是力求在波澜不惊中坐看云起；在写作语言上，就是尽力回避西化的书面语言，多用土得掉渣的乡村俚语，让他的文本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充满机智和幽默。基于以上特点，我觉得严苏的作品更像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纯文学。

在读了严苏的两本小说集之后，我觉得严苏的小说创作大抵可归于底层写作。目前，底层写作的提法很流行，但在众声喧哗中，却鲜有能够对何谓底层写作做出界定的声音。农村题材作品可称为底层，打工文学亦称为底层，小市民文学也归于底层，这就使这个底层写作概念的外延可以无限大。为什么？与底层相对应的是上层，何为上层？也没有人对此作出界定。这就造成了概念使用的混乱。不管怎么说，严苏的创作可以看作小人物的写作，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的小人物，豆芽、李美丽、红桃皆是如此。就连那些有所谓的“官方”身份的人物，也大多是“队长”和“记分员”这样的基层“小官员”。严苏善于写小人物的命运。他的关注小人物的写作姿态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写作者不同，严苏的创作目光所及，常常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郊区”写作，他关注的人物和塑造的形象有许多是农民中的市民和市民中的农民——前一种是指乡村知识分子，例如小姨、哥哥等具有一定知识的先知先觉者，后一种是指进城务工人员，例如李美丽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严苏的小说创作可以列入底层写作，但他的写作不是为底层的写作，也不是为市民的写作，而是作为底层作为市民的写作。莫言曾在苏州大学主办的小说家讲坛上说过，作家的写作不是为百姓的写作，而是作为百姓的写作。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其创作必须有自己的立场，严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写作富有同情心，塑造了一系列值得同情的底层小人物形象，即便是写女人的堕落，他也力求写得可爱，如《女人》中的红桃。写男人同样如此，《屁股上的钥匙》，成功写出了农村青年豆芽儿的鬼精和使坏，但作家都能写得不动声色，让读者在水波不兴中体验惊心动魄，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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