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合谋——“文学经典”焦虑之我见

李伯勇

“文学经典”的命名是社会公共话题

在读了《吴义勤: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文学报》2009/10/15)，又重读他在《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上的同题文章，很有一些想法。通过纵向比较，吴先生有一个公允的基本认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篇章——而得出应该有“经典”的结论，“如果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我们的文学‘大繁荣大发展’不就是虚假的繁荣，不就是一句空话？这60年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不就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在他看来，当代经典之所以不能正常地浮出水面，是人们“如此苛刻”的缘故。显然，吴先生是在时下某几个被命名为大师的文化人屡屡遭到苛刻质疑的背景下，更加感到“文学经典”的焦虑——命名文学经典的迫切。他的“焦虑”显示了一个严肃学者的情怀，表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苛刻化评价的一种忧思，对正常而合理地确立当代文学经典的热切期待。

他“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认定，其实说出了当下中国业已存在的相关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所以他拿文学经典说事也就有超出文学的意味。然而从他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命名权的问题”，我又从中感觉某种文化战略——超出文学本身的意味了，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以个人，而是以某种集体的立场表达出这样的焦虑，而且从“同代人确立”和“经典命名权”两个递进层次聚焦于“经典焦虑”。我又一次感觉到，经由严肃学者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焦虑已到了不能再忍耐的地步，成了一个社会公共话题。

“经典”命名的个人性与命名权的公共性

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确定起始于个人，即使用“我们”字眼也只是小圈子少数的人。当下的情形同样如此。就说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当然发出某一看法的人(尤其在人文领域)，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实际就代表了某个圈子和阶层。

众语喧哗尽管有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感，影响了“经典”的确立和命名，但在我看来，体现了社会的一种进步——在通过诸多媒介能够表达民众意愿的今天，国人(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可以对官方或精英小圈子命名的经典(大师)说“不”，也可以对任何人的如此命名说“不”。但真正的文学经典不会因此而彻底退场，因为社会良心、文学良心决不会湮灭。

对文学经典的众语喧哗中，确实有恶作剧——非说理的、不负责任的言说，这种“恶作剧”现象不单是出现在文学界，在整个社会都存在。说穿了，恶作剧泛滥反映了公信力的丧失。

当然文学经典更多地属于思想精神品格，更专业，更有专门的审美评定标准，这种标准有着内在的约定性和持恒性，近30年来，文学文化交流频繁，读者和专业人士心目中基本确立了经典的标准，其标准不同于“国家标准”也是自然的。其实文学上的“国家标准”也有不同版本，有“五个一”“主旋律”的，有茅盾文学奖的，有鲁迅文学奖的，等等，到底哪个更有公信力？对国内如此多通向“经典”的途径，“我们”怎么不会利用各种媒介苛刻相待呢？文学经典的命名是个社会公共话题。命名权属于社会公共话题，同样有个公信力问题。

所以把角度放大或变换角度，“如此苛刻”的“我们”不也涵盖官方么！吴先生表达的“如此苛刻”，不仅有文学圈子和民众，同时也有官方。不过，吴文把时下文学景象看作中国文学进入了宽容理性良性积累，走上星光大道，经典频频出现的时代，就差经典命名了。这恐怕是吴先生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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