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贴近生活的心飞翔——近年小说的“官场书写”

我不用所谓“官场小说”这一说法，是因为它除了利于当今某种市场效应外，于文学创作研究与探讨会带来一些麻烦，它归类指向的不明确，容易造成许多模糊的、笼统的涵盖或疏漏。所谓“官场小说”，究竟是指“专写官场”的小说，还是指“写了官场”的小说？当前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作品都会涉及到“官场”，若把“写了官场”的小说都涵盖在内，那不太过于宽泛而失去其特指性了吗？若是指“专写官场”的小说，也有个是借专揭“黑幕”招徕读者以达到商业目的，还是以通过对权力中心生活的展示达到反映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目的之分，一概冠之以”官场小说“，岂不容易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也很别扭，容易使我们想起当年那种“写工业”、“写农业”、“写……”的狭窄的创作路子，它割裂了生活的丰富存在，把色彩斑斓的生活贴上可笑的标签。总之，局限种种，今天搞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还有必要往这个“圈套”里钻吗？

官场生活成为当前许多作家和读者的关注点，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所谓“官场”，实际上是权力的中心地带，是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的聚焦点，各种社会力量会在那里交汇、交错以至交锋，而那里震动的音响，也会直接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疑，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观照生活的渠道和开掘生活的切入点，所以，许多关注社会现实、有志于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家，首先去关注这个中心地带，这个“官场”，是有其必然理由的。就现代社会来说，特别是对有着清醒的民主意识的现代人来说，关注一个社会的权力所属、权力占有、权力运作，似乎应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今天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宣示民众，正是堂堂正正地表明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所指。所以我倒不认为，现在一些作家热衷于写官场与权力，有勇气去审视它、透析它，是无意义的事；更不同意把作家去写官场与权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满足市民的“窥视欲望”。一个作家以理性的眼光、严肃的态度去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关口其政治生活态势，在对生活真实风貌的书写中，传递出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期望、对健全社会体制的渴求，疾恶扬善，这恰恰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苍天在上》《抉择》等作品给我们心灵带来的激荡和振奋，警示与启悟，是难忘的。

当然，也许是这类创作涉及的现实问题太直接、太尖锐，也许是它的某些低劣成品被市场炒作得太过分、太出格，所以特别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商业“炒品”不说，就从文学创作的追求来看，在这类作品中也确实还存在着不少令人不满意、不满足的地方。就我接触到的许许多多对这类创作的批评文字中，常会见到这么几个关键词：“一窝黑”，“展贪”，“模式化”。也就是批评一些作品把“官场”写成了勾心斗角、欺上压下、贪婪成性的场所；批评这些写作是“展览式”的，“模式化”的制作。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也是当前小说的“官场书写”中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认识这种创作问题，我想，不是仅仅弄清“写光明为主，还是写黑暗为主”就能解决的，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算术，难以用一个百分比去“匡算”文学对生活的面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作家在面对一种新与旧杂陈、发展与危机并存的现实时，对陈旧、丑陋的东西是仅仅停留在激愤的感情旋涡中，还是认真寻求对时代特点的理性把握，在对生活的全面审视中实现艺术的升华。也就是说，在贴近现实、潜入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展开自己思想和艺术的翅膀，要让自己贴近生活的心飞翔。

鲁迅当年对出现在清末民初的一类着意于弹劾时政，“揭发伏藏，显其弊端”的“谴责小说”，在肯定其“在于匡世”的积极创作动机时，也严厉批评了这类小说的弱点：“辞气浮躁，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今天我们来回味鲁迅这段早为人们所熟悉的话时，有必要去探究一下形成这种现象的因由。无论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描写清代封建王朝即将崩溃时官场种种腐败、黑暗，揭露之详尽是过去小说之罕见。它们只会通过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不近情理的夸张来达到揭露的目的，却不问整体效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交代明白，翻身就走”。这是因为当时这些作家还没有登上时代理性高度的能力，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无法把握，暧昧的改良主义立场使他们拒绝正视正在萌发的新兴的革命力量，也使他们对封建王朝的“谴责”缺乏真正的锋芒，作品虽有“匡世”的意愿，却未能发出撼动世人的冲击力，更多的成为“仅足闲散者谈笑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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