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坼裂》的书名是在诱发读者的“地震”想象吗?好像是。汶川大地震过去两年多,似乎没有人轻易用文学方式对其予以表现,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太过发达的媒体已经无孔不入,从当时还在发生中的震灾、劫后余生者的实况,到灾后重建,都一直被呈现于“受众”面前。相对于信息释放、报道实况、告知问题等“认识”的功效而言,文学的介入显然是蹩脚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像“5·12”这样的惨烈灾害,实际上已不容再去进行什么虚构处理,或者是人为的戏剧化模拟了。话虽如此,并不意味着小说只有绕道而走,无所作为。媒体几乎可以呈现一切,但那可能是被指为“真实”和“客观”的“事实”层面,却不见得是想象与心灵的层面,这恰好是只有文学才可以自由进入的世界。这就是一部“抗震救灾”题目下的小说,其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相似主旨的纪实作品同日而语,但我们仍然需要用小说去抵近该主题的原因。
《坼裂》的核心人物卿爽,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类型,她在灾难降临以后依然坚持的东西很多,包括对职业标准,对特殊“国情”要求下的妥协的反对,和对已是国际权威专家的丈夫的严正距离感,以及对一个并非自己“爱人”的军医安危的担忧牵挂。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张弛有致的抗震救灾斗争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世界,而在非常时刻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凡人”的内心,反倒要不断陷入濒于失控的局面。另一位主人公林絮从慌乱到镇定的生命姿态亦复如此。《坼裂》不是有关“5·12”地震灾难主题的完美贴切的文本,却是有勇气介入并且警觉到了可能的人文灾难这一小说视域的最早作品。
《掩不住的阳关》的出版,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这部作品本身具有无可替代的对某些文学表现空白弥补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所谓“十七年”,曾经有过一段军旅文学的繁荣期,一大批表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表现中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长篇小说,几乎是集中出版并受到读者欢迎。然而,这部理应在当时出版的作品却被尘封,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它写了一群几乎把牢底坐穿的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在一种总体上是欢庆、乐观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氛围下,描写被长时间关押的“政治犯”、“军事犯”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描写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也很难成为“主旋律”。更何况作品还用不小的篇幅描写了国民党狱方人员的种种面貌,包括监狱制度及管理方式种种,例如试图以佛、道、基督等宗教迷惑或改变“狂人”信仰。作品甚至也让蒋介石出场——为了亲自说服最重要的“人犯”方志敏。现在看来,这些最自然不过的文学方式和介入角度,自然是不可能被当时的出版者接受的。其二,《掩不住的阳光》被推后60年时间出版,虽然读来不免有隔世之感,书中人物、场景、细节却仍能吸引人,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高度的写实性。作者于玲的丈夫乔信明就是书中主人公“赵天明”的原型,而方志敏、刘畴西、周群、曾山、陈丕显、徐特立等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也都在书中悉数出现了,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与作品主人公亦有过如小说中一样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对史实加以凸显的层面来看,此书向读者提供的,恰是中国革命史书写中常常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一个世界:斗争失败、陷入绝境、被关押和残酷虐待,且未能看到自己坚信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命运。为之作序的曾庆红同志认为,这本书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这无疑是对其历史书写价值的定位。事实上,无论其拙朴的笔法,还是过于直露的“思想主题”,都不能影响这本书对牺牲者们的人性光辉、生命意志和美好情操的出色描绘,以及对生活于黑暗时代的人们渴望阳光这一强烈愿望的坚定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