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与“遥远”——简论军旅文学中的“边疆书写”

当青藏高原上，与海拔最高的军事哨所相去不远的寺院内已经有国际互联网接入时，意味着什么？“国界正在消失”可能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观念，尤其是心理意义上不可跨越的“防线”意识正在弱化，却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主权国家这一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国际法形态不变，只要界碑存在，一个国家的边疆就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对军旅文学的写作中的某些种类而言，信息全球化，市场和资源的一体化等等，却可能意味着很容易察觉的改变，我在此所指的是军旅文学写作中“边疆书写”景观的改变。举例来说，乾隆时期朝廷对廓尔喀人(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事件的用兵，可能光是战争准备，包括长途行军、物资供应等，就需要数月之久，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任何一场战事，即便由内陆到边疆的集结行动完成，也不过区区数小时而已。冷兵器时代劳师远袭的长征，会为一部史诗提供蓝本，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只会让一位作家在时事记者们面前相形见绌。

我国文学中的“边疆书写”具有优良传统。远古时代既有的“华夷”线索，一直在牵引着历代文人们从故园到边关的视线，这也是文明自核心地带向外扩张势力，宾服“化外”之地的政治和军事诉求的重要副产品。从《诗经》到两汉、唐宋时期的大量诗作，我们都可以看到此一张力下的审美典范：征人泪，闺妇怨，离散苦，生死悲。正面来看，或许是拓展疆土，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龚自珍)；负面解读，则可能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生灵涂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新中国的军旅文学写作中，“边疆书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穿军装的，或者是刚刚脱下军装不久的军旅诗人和作家们，可以说都是在对新生政权高度认同，在新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巨大向心力作用下提笔写作的。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半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与自由后的无限欣悦，建设社会主义理想国家的美好憧憬，对和平生活的珍视、对壮丽河山的呵护赞美等等，构成了军旅文学写作的基本思想主题。与此相应的，军旅文学中“边疆书写”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展开。从西北、西南边疆，到东北前哨、东南沿海、南海诸岛，凡作家和诗人们的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作品。更有部分作家和诗人，像张永枚、杨星火、彭荆风等，则是长期生活在某一边疆省份，侧重于带有边地风光和区域文化特色的军旅文学写作。

如果说军旅文学写作中，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边疆书写”有什么特质的话，那就是对“战士”意象的开掘，和对自然地理审美的自觉，这是与任何中国古代军旅文学传统都判然有别的。“战士”意象的开掘，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使然：这一时期艺术作品的抒写对象，往往更偏重于普通士兵而不是其他，尽管这里的“士兵”可能是被大写的，甚至是经过了某种提炼和概括的。诗人李瑛有一部诗选的书名即为《战士万岁》，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对“战士”意象的不断书写，或许是响应当时文学要走向大众(工农兵)的号召的结果，但这看似政治化的指引，其实造成了千年军旅、边塞题材文学作品中军人形象审美的一次乾坤翻转：忠君的将领或是殉葬的士兵，变成了具有现代国家意识和国防观念的军人，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主动的献身精神，而不再是悲叹徭役之苦，思乡厌战的小我。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边疆书写”中，也出现了对边地自然地理风貌的全新打量，“江山如此多娇”式的乐观明快，取代了“胡天”、“暗云”、“狼烟”一类沧桑凄怆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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