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生命之书——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藏地兵书》是王宗仁对自己心中藏地的珍藏，是他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记和体验的藏地之书。之所以要冠以“兵书”二字，大约是因为他的全部眷恋和情思，皆缘于他作为一个“兵”而起步的人生，以及和他发生过这样那样联系的其他一些形形色色“兵”的人生。这样的书写是狭义的，又是广义的。说狭义，是因为这里的“藏地”实际上只指青藏线，而连接汉藏两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贯通，之于漫长的汉藏关系史，其实是相当短暂的，而且“兵”也并非此路上仅有的行旅；说广义，则是因为王宗仁先生借助个人经历及独有的见识，扫描、放大了这条路上众多无名者的细节和样貌，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样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堪与长河般的历史“身影”等量齐观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样一点，是因为相对于浩瀚的历史时空，相对于宏大历史叙事，其他一切具体的个人经历、鲜活的生命印记几乎都会被湮没，都会被淡忘。而文学恰好可以于“历史”书写的留白之处点缀涂抹，让我们的记忆除了框架还能看到一些血肉。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经有幸与王宗仁同走青藏路，并一同去过位于格尔木市郊的一处烈士陵园。当时见到的情形，正如王宗仁此书中所写的，“没有围墙，也无人管理，那些没有排列规则、大小不一的坟堆把墓地伸展得一年比一年扩大。当初立在各个坟前的木板碑绝大多数已经被岁月的风尘荡平，许多的烈士都成了无名的死者……”翻开《藏地兵书》，几乎篇篇都要写到一些普通的死者，大部分篇什亦没有忽略对坟墓的特别交代。士兵之墓，女军人之墓，军人妻子之墓，军人的孩子之墓……王宗仁起先是一个听故事者，后来，随着他在青藏线上超过了上百次的穿越，包括在沿线兵站的驻留采访，许多支离破碎的情节、有头无尾的事件、语焉不详的传闻，都渐渐被连缀补充，得到实证还原，他开始把这些一般人无从知晓来龙去脉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读或者是听。有的故事，一次没有讲完整，或者也曾经被他自己讹传，当他获取新的资料、证言后，又进行续讲、重新讲。从格尔木开始，南到拉萨，西至可可西里，北往敦煌，在这些早期主要是由汽车兵们用车轮子碾出来的物资运输线上，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和死亡有关。他们的故事，更多显现出的是命运的偶然、情感的执著，或者是心曲的独特等等：一个辞掉教员工作到温泉兵站陪伴丈夫至死的无名“大姐”；一对在江河源医疗站恋爱、结婚并且生子的军人夫妻胡明和叶萍；旧西藏贵族女子拉姆与解放军平叛部队班长李湘的传奇婚恋；更有一位叫宋姗的兵站女站长，其父34年前作为汽车兵倒在了青藏线上，当年幼的儿子被辗转捎来兵站时，在途中不幸染病离世，她把未成年的儿子葬在兵站附近，将昆仑山口附近的一处山坡认作是自家的祖坟地……读此书，读者不得不惊讶：差不多每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如今都在青藏线上清冷岑寂的墓穴中化作永恒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中，除了继续倾听，除了校正自己的记忆，王宗仁也要尽量祭拜那些无人照看的坟茔，然后用笔墨平复内心的波澜，缓释自己对逝者的刻骨思念。事实上，这种作者与其描述对象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是十分罕见的，王宗仁在意识中显然并未离开过青藏线多远，他总是把自己作为那里的一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外来客、旁观者。他会在一年中的第一场落雪开始时，为藏北黑河兵站附近的一座无名女兵墓中亡灵“衣被”的薄厚揪心，因为他目睹了这个女兵的牺牲过程——从叛匪手中夺枪，又和几位战友亲自将这位女兵在路边掩埋，却始终打听不出这位女兵具体的籍贯、姓名，此事常常让他想得心痛。他的同乡战友于得江，在运输物资途中遭伏击而死，未能完成任务，没有受到任何赞扬，被匆匆葬于巴颜克拉山冰冷的怀抱，他为此47年无法忘怀……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记者、作家的浮泛“采写”可以胜任的。王宗仁在自己的写作中融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个人经历，可以说，他已经不是在铭记别人的事迹了，而是在整理自己精神的蕴藏，在一点一滴完成自己的生命之书。但反过来看，这种真诚的、对记忆的不断修复，正是因为映照出了他人生命的弥足珍贵，才显示出书写的价值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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