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战史的价值

松山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算不上有名，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记中也较少被提及。这场战役的背景是根据中英相关协定(因缅甸当时属英国殖民地)，中国曾经派遣十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共同抗击日军，实现贯通中印公路的目的。松山之战即为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西渡怒江反攻作战中的重要一役。在松山战役结束六十多年之后，余戈以“战役笔记”方式，集自己迄今为止所能检索到的全部资料于一体，并实地探查，采访亲历者，意图还原、恢复这场战役的基本面貌，作者谓其“微观战史”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那么，“战史拼图”、“微观战史”的写作价值何在？笔者试解如下。

在历史与心态史之间的阻断作用

在四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余戈将发生在三个多月间的战事，以每一天的进展为单元，从战斗双方人力、物力投入的明细，地形地物、战场的结构布局，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战术战斗方法的使用，人员、供给及战斗消耗情况，指挥员、战斗人员的举止行状，电文、密令、情报、会议、新闻，天候、气象、水文的变化，兵员结构、成分、乡土背景等等要素入手，试图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要让读者把目光聚焦于他这幅“全息摄影”般的战场图景之中。这就有效地做到了让我们除聚焦“事实”之外，没有以任何外在于这场战役的、或者是事后的经验、知识来评判界说的可能。

可以说，余戈的工作却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他受制于那场战争，受制于六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滇西松山上的一兵一卒，还可能包括了一草一木。他的每一次下笔，每一段叙述，都必须是对被严格核对过的、不偏不倚的“事实”的搬用，而这些“事实”作为“色块”镶嵌进整幅图像中时，也必得是严丝合缝的。我猜想其间一定有拼错后拆解开来重做安排的情况发生，也有拼不下去而苦无出路的时刻。然而，这样的工作又是充满诱惑力的：当日军某天的一次偷袭行动出现在中、日、美三方事后的记录中而各有出入时，或者是当某一次阵地爆破后的歼敌人数，甚至被歼毙者的姓名、军衔、具体身世都通过对各方资料的对照而水落石出时，这种对当年战场上战事细节的精确还原，就会让读者感受到战史乃至“历史”的纯粹逼真，而不是粗略潦草的勾勒。至少在这样一个切近的距离下，谁都不会再脱出具体的“现场”而去生发各种感慨、臧否之类，又或是在种族、阶级、政治等层面高谈阔论了。我想，这就是成功的阻断——让我们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从技(战)术层面，以战壕内军人的身体活动范围为限度，以战线的延展伸缩、火力的强弱消长为指标，面对一个绝对的战场空间，面对纯军事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微观化了的战史。

军事历史叙述中的去文学化努力

《1944：松山战役笔记》并非没有叙述者的视角，也不是没有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观点，在一些章节中，我们甚至也能感觉到作者强抑的激愤。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所谓的文学性，这一点才是此书最值得观察的。历来我国演义文类发达，以至于对史志文类的真实准确多有消弭和掩盖。最近几十年以来则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类昌盛。这种将历史故事化、文学化的冲动，一方面源于非常时期、危急时刻的国民动员、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采用街头活报剧、枪杆诗、“故事新编”之类简易形式，更容易获得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与重人不重事，“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钱穆)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路线，以及我们自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区别在于，旧时的“文”并不是现在“文学”的意思，它可能包括具有“载道”功能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经国”文章，但并不包括引车卖浆的小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却似乎独与小说亲近，大量使用小说式的玄虚和耸动手腕。从字面看，可能是把对真实事件的交代理解为“报告”，而把主要以情节、细节、对话乃至心理活动、心理分析这样一些小说方法狭义化为“文学”了，因为现代小说成熟的叙述模式非常便利于借鉴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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