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充分的现实主义”

永远的现实主义

我们面前的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运转，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把握。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零散化、无深度，则为之推波助澜，似乎提供了非认识论文艺学的理论依据。

不过，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作为关注时代风云和民族命运的作家，毫无疑义地是需要超越个人的有限需求，获得宏阔的眼光和高远的志向的。追踪演变中的现实，捕捉社会的重要矛盾，思索和展现历史的某种可能性，是其必不可少的使命。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思想文化的高峰，它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思维。就广大民众的需要而言，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个人和社会，功利需要和认知期待，心理补偿和审美掌握，也不是互相排斥、绝然两分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中，人们都需要对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获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视野，都需要宏观地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在现实中作出功利的和道德的选择和评判，哪怕这种认识还比较朦胧、比较粗疏，它毕竟给人们感悟现实提供了必要的路径。如果没有对现实最起码的认知和判断，人们就无法立身于社会。这恰恰是具有强大认识功能的现实主义文学优势所在，是现实主义文学永远的生命力之所在。

反映现实和参与现实

现实主义文学，不但要及时地反映现实，还应该急切地参与现实，当然，这种参与，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的，振聋发聩也罢，润物无声也罢，它都是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敏感和思索，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关切和介入。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对当下的重大社会课题予以及时提出和解答，对时代的发展趋势作出及时的预测和展望。

我以为，回顾９０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恩格斯所强调的“充分的现实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新写实”的作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表现小人物的庸常、琐屑和平淡中的悲凉，其贡献在于开掘了新的生活层面，发现了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其缺乏在于缺少必要的力度和概括，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也难逃感情稀薄之咎，对并不合理并不完美的现实作无奈的认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包括《分享艰难》），在“私人化写作”、怀旧和仿古、重新诉说历史、个人生命体验等类型的作品大行其道的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时代变革中的阵痛上，揭示出严峻的现实情境，但是，提问题的迫切和激动，使作家们对文学本性的思考和人物形象塑造有所欠缺，并且缺少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透露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的无奈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两种文学现象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的文学，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特别强调这种典型化与时代性的关系，强调作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高瞻远瞩。恩格斯指出，在时代巨变中，巴尔扎克“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惟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共和派的英雄——引者），——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充分的现实主义，要求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趋向，发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冲突，刻画新人物，展现未来性，《痛失》中的孔太平就是这样的新人物，《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和陆承伟，也是这样的新人物。在他们的身上，作家努力追随时代足迹、追求预见性前瞻性的意图更为突出，而且也切中了当下中国一个至关重大的时代命题，并且对此作出了文学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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