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文学的“纯”

本文从“纯文学”概念的缘起入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纯文学”的不同形态及原因，批评了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不健康倾向，并提出，今天的文学应该是照亮人前行道路驱散人内心黑暗的明灯。尽管作者的论述尚有斟酌的余地，但该文给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究竟如何保持文学的“纯”？如何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

——编 者

《上海文学》从今年第三期起接连几期讨论八十年代提出的“纯文学”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对纯文学现状的关注。纯文学在今天备受冷落是不争的事实，众多文学刊物风光不再，面临生存困境，只维持着极少的订数，前几年更有名重一时的《小说》《昆仑》停刊。造成纯文学不景气的原因很多，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而纯文学的创造者们却总是一副怨天尤人的模样，抱怨没有创作自由，抱怨经济浪潮的冲击，抱怨读者层次太低，自己搞的“纯文学”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却往往忽视了从自身找原因；殊不知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作家自己封闭了“纯文学”的接受之门。

“纯文学”概念事实上由来已久，至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有相似提法。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很宽泛，还包括了哲学和历史，所以自“五四”以后把用形象的手段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统称为“纯文学”，以与哲学、历史区分开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泛意义的文学等同，这当然也就不似今天的文学有高下纯俗之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纯文学”的意义也有了很大变化，那就是要提升文学的品格，增加文学的艺术含金量，要让文学向着更高、更好、更美的方向发展。“纯文学”成为一个衡量文学艺术价值高下的尺度，表达了人们进行更高级精神活动而挣脱现实政治、物质束缚的欲求，指陈了人们对纯正文学、对高雅文学、对严肃文学的向往，标示着作家努力的向度。以“纯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被重新提出来看，在当时的语境里，它表明在经历了政治粗暴干涉文学、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时代后，作家希望能够自由表达、畅所欲言，希望文学能体现出自己应有的独立品格，而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承载说教的工具。这种用心是对的，也是好的。纯文学截然与那种低俗的不入流的文学、以及那种奴颜婢骨、媚政治之“俗”的文学分流对立，是文学观念获得进步获得解放的表现，它是对文学的重新诠释，表示着一种“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 “纯文学”被重新提出以后，作家在认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以为文学与现实、时代、百姓贴得近了，文学就又被这些“俗”物玷污了似的。结果，文学创作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作家不再关注“写什么”，而是关注“怎么写”，他们过度地玩弄技巧、卖弄手段，文学在“向内转”、回到本体的同时，成了纯粹形式的东西，变得空洞无物。以纯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代表先锋小说家为例，他们由于现实生活资源的严重匮乏，更津津乐道于叙事和着迷于形式的表演，而放逐了情节，语言成了小说的主体，小说沦为词藻的世界。马原毫不讳言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观察的热情和把握”，“缺乏透视能力和归纳的逻辑能力”，因而更习惯于设计叙事的圈套，把彻头彻尾的“虚构”视若小说创作的至宝。余华则表示，日常经验的真实尺度对他已经失效，他所迷恋的只是“虚伪的形式”，所以在他的许多小说如《现实一种》《古典爱情》中对血腥暴力场面的描写细腻到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叙事者对残暴却表现出惊人的嗜好和冷漠，显然这种叙述是使作者获得快感的动力源。由写诗而转向写小说的孙甘露无比地推崇语言，随意驱驾、拼贴、组合语言，语句不合乎逻辑，晦涩难懂，他的小说《信使之函》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有五十多个关于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定义，小说只不过是华丽语词堆砌的楼厦。先锋作家把文学作为智力的活动，刻意于营造结构的叙事迷宫，小说成为可以随意组装和拆解的智力魔方，格非的《褐色鸟群》无意理顺故事之间的前因后果，而是着迷于通过亦真亦假的叙事，追求真实与梦幻之间含混莫测的效果。在叙述时，先锋作家更注重感觉化，这种感觉往往是想当然、不真实的东西，洪峰《奔丧》中“我”在听到姐姐告诉的父亲死亡的讯息时，竟然无动于衷，倒是对姐姐的一对乳房发生了兴趣；格非《风琴》中，丈夫在目击了妻子遭日本兵的凌辱情形时，居然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奋。尽管这些感觉被作家描写得细致入微，但显然都不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完全是作家凭空杜撰的产物，掩饰不了作者事实上叙事的苍白和想象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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