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瑛新时期诗选《河流穿过历史》

时光并非不可超越。当我捧读李瑛新时期诗选《河流穿过历史》(作家出版社)的时候，当我徜徉其间被其极富青春活力的诗行打动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回想与他交往、和他谈诗的种种情状，内心里升起一种由衷的敬意。在我心目中，李瑛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在这个需要纯净的诗来陶冶人们心灵的时代，他的诗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他诗中所浸润的道德感、责任感，他诗中所表现出的诗人的良知和本分，足以让喧哗的世界静默。只有这样的诗才能进入读者心灵深处，才能进入文明历史的永恒层面。

读着他的《河流穿过历史》，我能感觉到李瑛诗里洋溢着理想与情怀。这种理想与情怀，与他精湛的诗的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才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他诗中纷繁的意象、隐喻以及纯粹之美，让人过目之后就很难忘怀。他诗歌语言的纯粹性，与其细腻而深沉的情感相映衬，频频跃动于字里行间，从中不仅能探测到时代的脉搏，也能探究出他诗品和人格形成的轨迹。

不少军旅诗人，都是在李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即便在诗歌“沉寂却喧嚣”的“文革”时期，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诗人之一，他的诗也卓然独立、依然充盈着俊朗的诗意和柔美的诗情。他不仅使军旅新诗突现出少有的纯粹性，而且避开了它繁冗和不洗练的弊病。我和诗友们曾私下议及李瑛的诗，发现在他的诗里，几乎找不到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和胆魄的。这说明了他在当时情境下不随波逐流、不趋势跟风的诗人品性和人格。当时，他的诗集《红花满山》，几乎成了军旅诗的圭臬、成了我们暗中效仿的模本。他诗中所特有的那种沁人心脾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曾让我们苦苦求索却难得其鹄。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诗人对时代和人民的使命感，保持着一个诗人正直的灵魂。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曾借调到他所任职的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朝夕相处之间，深得其教益与熏染。他的儒雅又不乏军人豪迈的谈吐、他的深沉又不失天真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班车上、在楼道里，每议及时局，他表现出的忧心忡忡的神情，以及作为诗人和军人的他、夹在双重身份间的矛盾心态。这从他《一月的哀思》里，可得到验证。

记得那次在边境作战前线，李瑛和诗人公刘结伴在部队采访，那种履险而不惊的镇定与勇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当时就想，只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诗人才能具备那样的气质。后来他任总政文化部长，在主管全军文化工作的大捭大阖中，却没什么官气，依然保留着诗人的本色和风仪。

作为军中的歌者，李瑛忠诚于他生活的时代、忠诚于他置身其间的军队。当然，他也忠诚于他立足的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在写诗的道路上，他有些卓尔不群，他总是以他独有的语言方式、独有的情感体验，来实践他自己对诗的诺言：“用血里的铁锻打钉子/用骨头里的磷点燃油盏/用钉子和油盏/建造诗歌……”

我从李瑛的一些诗中，也触摸到了某种个性主义的精神。这种个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孤立的个性主义，是不以剥夺个人自由为替代、是融合了全人类思想的个性主义。与诗人艾青相比，他或许少了些苦难的经历，故诗中少了些艾青式的深沉激越。但他那颗敏感的诗心，也随着时事的变幻而颠踬而酸楚甚至痛苦不已。这是我从他《悼》、《巢》、《垂落的眼泪》等诗中感悟到的，也是从跟他多年的交往和接触中感悟到的：“我们只能理好他被风吹乱的头发/以此缓解心头的疼痛/我们不知道再做些什么/只能和世界一起/低着头转过身去……”(《悼》)；“也许我们/并不比它们知道得更多/生活总是充满艰辛和痛苦/而艰辛和痛苦/是美丽的……”(《巢》)；“无论软弱或坚强/也无论悲伤或狂喜/苦痛和兴奋会凝成沉默/也许泪囊变成一片枯竭的湖/丰盈的泪水腾起了燃烧的火……”(《垂落的眼泪》)。这些诗句，无疑属于李瑛式的沉郁和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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