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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

收录:2010-6-13  作者:徐晋如  来源:博览群书  点击: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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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是随着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产生的一种中国化了的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融合,不断发展,最后形成自己特有的面目。在中国,佛学主要不是一种宗教哲学,而是一种与信仰无关的知识体系。它是对中国既有的儒家和老庄思想的一种补充,在笃信圣门之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眼中,佛学亦等同 于诸子,是被研究、被享受的一种训练智力的知识体系,并不具有引渡人向彼岸世界的功用。因此,佛教在中国是一种哲学,却不能说是宗教哲学。钱仲联先生《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曾就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阐释,而以佛教作为切入点则未必妥当。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以诗文为代表的高雅文学,佛学的影响要远多于佛教,后者主要是在弹词、小说一类俗文学方面产生影响。王广西先生以《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为题进行研究,在命题本身是立得住脚的。

本书是在作者1988年10月同题论文(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同原论文相比,本书在总体设计方面做了很大改动,扩大了论述面,加强了历史的连贯感,同时也充实了不少新的史料,特别是有关寺院、诗僧、女诗人的史料,并涉及到佛学与五四时期新诗的关系。与一般近代文学断自1840年迄于五四时期不同,该书的论述上限推至1800年左右。按严迪昌先生《近代词钞》一著,于选词上限,推至道光十一年(1831),不过严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言之有据。然而王广西先生专却未就此特立独行的时限划分作出解释。近代文学断自1840年,是受范文澜对近代史开端的影响,以此近代文学的主流便不能不是反侵略文学。实则史学界对于范说本就存在不同意见,近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也要复杂得多,远不是反侵略、爱国主义所能涵盖。个人看法近代文学之极为显著之特征有二,一为个人之觉醒,二为西学之传入。个人觉醒,其最著者一为黄仲则,一为龚自珍,西学之输入对文学的影响则要滞后得多。故我以为,当以乾隆朝黄仲则的主要活动时期为近代文学的开端。一个可能的分限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时乾隆金川奏功,仲则应考中二等。他日有暇,当专门撰文阐发斯说,这里只是想说明,王广西先生以1800年为上限,却不说明理由,这一点是不合乎学术规范的。

《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共分四编,分别考察了《近代佛教与近代佛学》《佛学与俗界诗人》《僧人之诗》《“五四”大潮中诗坛的变化》四个专题。这是几个很引人入胜的题目,可惜王广西先生在论述过程中缺少了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佛学对近代文论的影响。由于缺少了这一项专题,就好比在佛学与文学之间缺少了一条桥梁,不能串在一起。尽管作者在《“五四”大潮中诗坛的变化》一编中尝试进行了“关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其所揭示的,却是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证明,文学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它很难完全脱离哲学的指导,但又不能过分依赖哲学,乃至被哲学所吞没;哲学则具有极强的自立性,它一般不必求助于文学,但事实上又免不了和文学发生联系,它通常是通过文学家的创作来体现其主导作用,而不必自己直接跳出来说教。文学一旦与哲学联姻,其结果必然导致哲学“吃掉”文学,而最终只剩下赤裸裸的哲学自身,如清代曾大量出现的净土诗那样,这样的结局对于双方来说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于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中国文学界来说,作者这番用意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作者没有由此出发,就佛学与文学在近代的相互关系做更深入探讨,没有就丰富的文学现实做出更多的勾勒,这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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