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要说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先从张大春的小说说起吧。就我目力所及，没能看到张大春长篇（比如《城邦暴力团》与《聆听父亲》）的大陆简体中文版，最常见于选本的，是早期的一篇《将军碑》，黍离之悲、家国之思，非常合乎正统文学观的鉴定标准。但我喜欢他，是因为零散看到的几个中短篇：《欢喜贼》、《我妹妹》、《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等等。他写作的题材技法变化很大，《欢喜贼》很民间，《我妹妹》很文艺，《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很先锋———但他民间得生动新鲜，文艺得真诚深切，先锋得不故作玄虚，而是从内心与世界的问题出发。

张大春是个非常“自觉”的小说家，因此，对于小说被视为“稗”一样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东西，自然要奋起反抗，说：“我半生的志业（以及一生可见的作业）都是小说，看人不把它当成个东西，自然有抗辩不可忍。”———这话说得很骄傲，也很可爱。在为小说“正名”中，张大春从庄子与太史公出发，为小说在“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之处，找到了自己的存身要义，正是在边界之外，小说像稗草一样成长，把感受与观念可能性向预设的藩篱之外扩展，在书写与阅读中，引发作者与读者的“轻盈的迷惑”，而迷惑，正是接近自由的漫长晚餐的头一杯开胃酒。因而，这部书先是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于小说的“敝帚自珍”，接着他就开始“如数家珍”。

比方鲁迅那句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它为什么不能修剪为“墙外有两株枣树”呢？张大春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些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入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这种解释很让人敬佩，因为它很简单，但说在点子上，有着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意。而看这本《小说稗类》，看得最高兴的，也在于张大春对于作家作品的品评论次。读者在读书时不甚清晰的体会，看着它们在张大春的笔下”显影“出来，心里头真是很愉快。他这么评价汪曾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惟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我看着，几乎要对着书”点头称是“。

《小说稗类》中，有几篇读着觉得真好，比如《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从种种引例中，说到“倘若寓意果真能缩减、撮要、归根到底成这样一句话，这则寓言之中最珍贵的秘密，就豁然而解，同时丧失了所有的趣味。”这话说得很对，但“寓意”是最方便的阐释法，有时连张大春自己也不免犯这样的常见病。在讨论“速度感”时，他举了老舍的《断魂枪》作例子，但是叙述中的一缓一急，能在“沙子龙与沙子龙所象征的精神”中找到原因吗？读到此处，总觉得还没有说深说透，只是用“有说服力的语言”给收梢了。所以张大春的这本书，不能算是很“完美”，还是觉得有说理涩、举例浮的地方，一个好作家的好语言，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文字障”，因为他能用文字给滑过去，所以反而留下了没有补上的缝隙。

张大春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而自豪，但他的小说，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是《本事三则》中的《猴王案考》，收在“小说三城记”的台北卷中，但读着，无论如何觉得是一篇学术论文。而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还引来读者淮上客状告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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