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

每一个文学工作者都有自己最熟悉的写作领域，或者叫“领地”。我的“领地”在平原，是生活着几千万人口的大平原。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 气温16.8℃，植物丰茂，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中原腹地，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这里鸡犬相 闻、人口密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是被后人修饰过的，已经没有原始的东西了。在这块地域生活的人们可以用16个字概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择手段、生生 不息。

多年来，我一直行走在平原上，每年都会下去走走、看看，也可以说是在研究平原。平原是我的家乡。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 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所以，我一直是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当作 我的写作方向。我是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当作“植物”来写的，写“土地与植物(人)”的关系和生命状态。我曾经把自己数十年对这块土地的认知与探索写 在了我的3部长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里，如“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

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高速旋转式的变化常常让人目不暇接，甚至是目瞪口呆。思考在大变革甚至大迁徙中的中原人的 生存状态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就像是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比如，30年了，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土地的承包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有的一家一户的承包制转向 租赁制或向大户集中，由于农民一批批地流入城市，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乡村已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乡村了。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原始意 义的农耕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在平原，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中的一个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们或个体、或家族、或群体，在大变革的 潮流中被夹裹着四处奔突，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比如，杭州、深圳有中原农民群体组成的出租车司机群落。我出差时了解，他们多数是豫东平原上走 出的“周口帮”，一问就说：周口的。比如：北京有经营蔬菜的乡帮(多来自豫北)、当保姆的乡帮(多来自豫南，一问就是：驻马店的)、搞建筑的乡帮(多是豫 北、豫东的，一问就说：林州的)；往西，新疆有大批从拾棉花开始而留下的现在成为小商贩群体和承包土地的河南乡帮……他们过着一个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 族带一村，以村为群体的、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印染式”的生活方式。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郑州30年来一直在大拆大建，道路每天都在变化，常常从外地出差回来，就认不得回家的路了。每当我看见坐在马路牙子上端着大碗吃 饭的民工时，心里就疼，我就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就像伊朗剧作家阿巴斯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作家，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仍要关心那些趴在铁轨上酣睡的 蝴蝶”。

比如，在我住的小区里，早年曾有一个小伙子，他每天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也捎带着收破烂，见人就点头。前些天，我跟他聊天，很惊讶地发现他不但已娶 妻生子，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多年，一个已读大学了，而且还买了两套小户型房子、两个车库。进城20多年了，农民也已开始在城里置家置业了，早已不仅仅是打工 一族了。我原以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族是买不起房的，可我错了。我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自发的大流动、大迁徙的时期。农民已非原来 意义上的农民了。由于身份的变化带来心理的变化，由于心理的变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在宁波遇见一个老乡，一个做生意富了以后躲起来的人。他被老乡骗 了两次后，不愿再回家乡，也不愿见老乡、熟人。他成了一个富有的躲藏者。对此，我的思考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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