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任何文类史的写作总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如何在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既从“本体”角度透彻地解析该文类的诸种特征，又合理而准确地阐释该文类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缺陷，亦即如何在客观描述与主观评判之间取得平衡。新诗史的写作似乎尤其如此。迄今为止的新诗史写作，大致沿着如下思路展开:将新诗的历史看作已然完成和固定的对象，通过梳理其流变脉络来给各个时期的诗歌现象和诗人个体进行定位，并得出某种终极结论。现有的各类新诗断代史（现代或者当代）写作大多采用这种理路。这些新诗史写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要么无法从整合现代、当代界分的高度去观照新诗历程的全景，要么沉陷于历史的线性描述而难以找到一种恰当的诗学统摄，以对新诗的内质和结构的变迁作出应有的理论观视。

在我看来，王光明教授的新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以下简称《演变》），正是一部力图超越上述新诗史写作拘囿、重新阐释新诗理论与实践的力作。这部论著以史家的眼光对百年新诗作出了全景式观照，它在时间向度上贯通了近代、现代和当代，在空间上将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诗歌纳入论述范围（据我所知，这是新诗史写作中首次把香港诗歌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显示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恢弘的建构气魄;它以详备的史料、明晰的架构和细密的剖析，汇入到近几年的新诗史写作中，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可予期待的前景。重要的是，该著为新诗史的构建提供了崭新的史识与观念，这就是王光明在导言里表述的:“作者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正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解开了以往某些新诗史写作过于看重厘定“座次”的纽结，将研究者思索的触角探入到新诗在驳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本身，从而能够获得较多的新见和发现。无疑，“这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过程，一串迂回探寻的脚印，一个在实践中寻求认同和修改的梦想”。

然而，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殊为不易，有时一个问题的提出即体现了研究的意义所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位论者的说法:“关注问题，才能保持学术的理想和学者的敏感，不致把我们的研究降低为一种职业惯性”（李河《提问之难》，《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第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将新诗看作一串问题链（或“方案”）而不是现成的研究对象，这是王光明的富有建设性的创意。由于具备充分的问题意识，《演变》一书在论述时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反思，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并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反思体现为作者在明确了史实或史料之于新诗史建构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注意对史实或各种关于史实的“叙述”及其暗含的观念予以辨析。作者不是让自己的论述依附于史料的展示和已有的定论，而是用论述带动或重新设置史料的逻辑秩序。因而，全著在体例和架构上别出心裁，既顺应了现代汉诗百年演变的历史流程，又在对历史的动态观察中，捕捉到不同时期新诗变换呈现出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譬如“形式秩序的寻求”一章，涉及的史实是20世纪20—40年代诗歌对于格律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而潜隐于那些史实背后的则是诗人们对于“形式”（Form）建设的焦虑;同样，紧随其后的一章“现代‘诗质’的探寻”，没有线性地延续前面的脉络向后推进，而是将话题引向了同一时期、几乎与格律探讨同步的现代汉诗建设的另一面——“诗质”的追寻，从而与上一章形成了相互参照的两个问题、两个侧面。又如，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诗歌探索时，作者将之命名为“诗歌话语空间的重建”，在这一标题的统摄之下显然包含了丰富的命意，如主体意识、个人话语等。此外，《演变》专辟“散文诗的历程”一章，足以显示这一论题所蕴含的“问题”分量。这种体例的安排是以问题为单元的，不同于有些新诗史的单一的线性结构，表明作者试图用问题来穿越历史、洞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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