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论史》：以忠实之心 著朴实之文

当下网络时代，快餐文化触目皆是，学术研究也时或不能例外。某些学人往往略涉其中，稍有所感，即堆垛材料，充其篇幅，于是一本本“厚重”的著作甚至丛书纷纷面世，将学术研究本来需要的从容含玩、厚积薄发抛诸脑后。然而读者翻检其书，得到的往往是似曾相识的材料、似曾相识的观点。所以学术著作的繁荣与学术的繁荣并非是同一个概念，此深可思者也。

案头三厚册的《中国诗论史》粗阅一过，想起了两个词语：一个是忠实，一个是朴实。两个词语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所谓“忠实”，就是以真诚之心、专注之意对待其所关注对象的本来面目，并予以准确而深度之反映；而朴实更多地指向一种行文的风格。《中国诗论史》作者在其“后记”中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诗论的原则，或者说方法，其实也就是两千多年前西汉人就已提出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了……在撰写中，我们力求从原原本本的材料出发，贴近材料本身和材料所存在的历史环境进行阐释，以得出我们认为正确的结论，不去作无根的引申、推衍。在表达上，我们力求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进行论述。我们力求把《中国诗论史》写成一部既‘信’且‘达’的书。”

忠实是一种著述的精神。这部150万字的大书，从最初的资料梳理到撰成专著，前后费时近20年之久。先拈出名篇名著，理出文论纲要；再细读文论文本，补充血肉。在此基础上再来撰述中国诗论，自然能骨格端正、肌理细腻了。若无这一番敬畏学术之心，以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位前辈学者之学力，何需费这种“笨功夫”？我将之理解为对学术具忠实之心，亦以此也。

忠实是裁断历史的胆识和魄力。中国诗论素来奉风、骚为两大来源。不过，自来研究诗论的学者，对于由《诗经》一脉而渐次形成的尚礼乐文化、重群体感情的北方文化关切殷殷，而对以《楚辞》为代表的偏重创作主体、讲究个性情感的南方文化重视不够。《诗论史》专列《屈原诗论》一节，系统梳理屈原的诗歌理论，揭示出其“重著以自明”、“聊以自救”的创作特色，这与中原儒家把诗歌带上陈诗以谏、正俗化民的意图，是分途而异趋的。这无疑是对中国古典诗学本体精神的“忠实”。

忠实是对历史语境的直接切入。对历史的判断往往因着不同的时代而各有选择。《中国诗论史》清代编的词论部分便显示出这一份实力来。作者在引言里已然在说：“影响当日词坛并对其时词学发展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主要还不是这类词话之作，而是流布面很广、受体众多的词学选本。”在很多研究著作中，对选本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关注其实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以选本来彰显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方面，遗留的空间依然很大。《中国诗论史》以两章的篇幅来专析清代词论，正是以诸多选本为基本切入角度的。如分析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广陵词人群，便对《倚声集》用力甚深，因为《倚声集》才是他们在清初词坛留下的主要影响所在。

忠实是对细节的精微勘察。大历史的梳理、宏观的把握，固是一部诗论史必须具备的，这也是通史的气度所在。但细节却更能见其精神和精妙之处，很难想像一本没有杰出细节、精微感受的著作能够享有强盛的生命力。譬如刘勰《文心雕龙》和其他论文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一直以来难得明辨与确解。作者对姚察《梁书·刘勰传》的考量，堪称精细入微，特别是对姚察在引述沈约评《文心雕龙》“深得文理”一语之后，接以“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一句，作了细密的追索。这种语气的转折，不仅显示了姚察对于刘勰著述的阶段性的认知，其中也隐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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