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从孙犁《铁木前传》无后传说起

《铁木前传》是孙犁先生的代表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问世以来，广受好评，甚至有人说在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孙犁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特别是塑造了小满儿这样一个人物，简直是“文学的奇迹”。去年是纪念孙犁先生百年诞辰之年，他的女儿孙晓玲女士编辑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纪念版”，不仅收入了张德育的精美插图，还广纳博采地收辑了小说问世后几乎是所有的新闻报道、专家评论以及作者本人的答记者问，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给研究孙犁的小说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系。

我对先生的《铁木前传》情有独钟，从最初阅读那天起，便觉得它非常适合改编成舞台剧。直到去年先生百年诞辰，又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终于拿起笔来，实现了五十多年前的夙愿。我这里所要说的是，这样一部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而作者又觉得情犹未尽的作品，为什么只有前传，而没有后传？关于这个问题，孙先生在答记者问里也有所提及，但在不同的时间段，说法不尽相同。如在回答吕剑的访问时，先生明确表示“还想写这部作品的续集”。他(孙犁)说：“我想在续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前传已出现过的人物，还有将要出现的新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命运、前途，随着生活的推移，将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话虽然说得比较笼统，但孙犁想写这部小说续篇的语气是肯定的，可惜这篇《孙犁会见记》没有注明发表的时间，我们现在只能猜测它是比较靠前的，因为后来几次涉及写“后传”的谈话，先生都采取消极甚至是否定的口气。如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答吴泰昌问》一文中，孙犁是这样说的：“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著的、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最后，他肯定地说：“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在“文革”中，孙先生为《铁木前传》一书备受煎熬，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些心灰意冷，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疑惑的是，《铁木前传》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初夏，到“文革”开始，有整整十年的时间，那时先生只有四十多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段，以先生的才情，以书写《铁木前传》时那种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再写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岁月荏苒，这部众所期盼的“后传”始终没有出现。有人归因为先生的身体状况不佳，因为孙犁在与阎纲、吴泰昌、吕剑等人的通讯里，都曾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欠佳。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先生为了培养新人、启迪后辈，占去了自己大部分本来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事实依据。先生过早地放下了手中的笔，拿起了耕堂的木铎，使得小说的百花园少了一枝最绚丽的奇葩。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人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现象，还没有说到事物的本质。我认为一部经典的诞生，除了作家的才情、阅历、学养、技巧以外，在作家心灵深处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才是推动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最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释放殆尽，作品也就完成了。孙犁先生在这部精心制作的小说里，从布局、叙事，到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排，完全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极尽曲折、跌宕之妙，最后首尾照应，童年起童年终，韵味绵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先生这部小说已经写完了，《铁木前传》也就是《铁木“全”传》。我所以做出这个大胆的判断，绝不是妄加猜测，故作惊人之语，我是在改编过程中，无数遍地细读原著，辨析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特别是作为主人公的铁木二匠，是否完成了作家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价值追求和性格发展是否被推向了极致？所有这些我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请看作家是怎样把故事推向高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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