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特殊的因缘,我经常协助本地的少年作家协会去一个个中小学讲授文学课。关于青少年乃至高校学生的文学阅读,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不太乐观。一个现象是,我每每从“我是做文学评论的,更多从事当代纯文学的评论”起头,我会报出一堆我们文坛人物的名字,学生们大多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说“十来年前,新概念作文和‘80后’作家出现,我开始关注他们,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学生们开始附和出声,有了兴趣;最后,当我说“今天,中国网络文学和类型小说的发展也已经十余年了,我读了不少这类的作品,比如《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后宫》……那些作者沧月、当年明月、南派三叔、唐家三少……”顿时台下欢声四起,交头接耳。这几乎成了我演讲中司空见惯的场景。而另一个场景却让我想说,孩子永远是可塑的,教育永远是心灵的交流和方法的选择。不止在一个学校,当我开始讲述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狄更斯、大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故事和感人的细节,孩子们同样会一概安静地聆听,你可以看到个别孩子因为故事和细节的精彩张大了眼睛、微开着唇齿,忘记了自己脸上的表情。他们听讲之后会报以掌声,会急着询问冉·阿让、基督山伯爵、罗亭们后来怎么样了,尤其是我在某种安静聆听而非狂欢激动中看到了他们那种需要想一想、消化一下个中意义的表情和愿望——我因此总是会和朋友说,也许,我们为孩子做得太少,我们有那么多不满意,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诚实地走进生活的细部和内部,体谅彼此的奥妙,往往只是将儿童看作巨大的市场利润或者说教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失败是有理由的,不必怨天尤人。
中国的教育处在一个缺乏心灵教育的阶段。教育者对自身心灵无法自我启蒙,以至于在开发少儿们的心智方面遭遇困窘。从社会层面来讲,我觉得当代社会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多,知识多;常识少,文化少”,或者说“有信息,有知识;没常识,没文化”的状态。如果说,过去我们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遮蔽了不少常识,断裂了文化传统;那么今天恐怕因为政治、经济和娱乐的合谋再次遮蔽了不少常识,断裂了文化重建。一个常识和文化系统长时间的紊乱让我们社会的共同价值有凌乱破碎之嫌,比如当“50后”、“60后”、“70后”拿这个状态教育“80后”、“90后”、“00后”的话,我们以创造和反思功能自诩的“人”的价值和责任,恐怕是很难真正“立”起来的。
在一个心灵力量耗散以至常识和文化彷徨分歧的时期,与孩子的沟通中更多地强调人性价值的理解更为合理和前瞻,这中间尤其指个体独立的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精神。无论陈寅恪借评价王国维时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鲁迅所言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都是在心灵力量耗散以至常识和文化彷徨分歧中觉察出必须从人的个体独立教育开始重建人文生态。在此意义上,孩子不必对我们言听计从,不必复蹈现成的规则和潜规则,谁宽容而有远见地通过作品和言说,让孩子懂得他们自有他们的价值,只需对我们保持同情的批判,那么,谁就是这个时代的智贤。
需要赘一言的是,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文学和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者,只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生态主义者。我爱好娱乐,以为那是本能更是自由;但我不喜欢娱乐到一条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