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成了人类社会的谶语,与另一个描述极准确的词“娱乐至死”结伴而行。这两个词汇都出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波兹曼看来,人类从发明电报开始,电话、电视、网络、手机等等,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之中,距离的消失使得缓慢的沉思成为泡影,人们包括儿童充分享受着现代科技与工具带来的世界扁平化的结果,开始进入一种浅表的、快餐的、惰性的文化,大众在这种文化中有了其狂欢的仪式:“娱乐”。在一切都被娱乐化了之后,即从政治秀到生活秀的过程中,人类的童年也正在消逝。儿童过早催熟的世俗打扮、趣味、思维,以及耽溺于现代社会的游戏感,让人类的一代代新人天然地成了娱乐的人,愈益难以理解人的更多本质意义。
在中国,儿童“积极”地与我们分享着“同一个世界”。我们的孩子会兴奋地谈起“芙蓉姐姐”、“凤姐”,他们毫不避讳观看、谈论“艳照门”,他们崇拜乃至信仰“春哥”和“曾哥”,他们对“拜金女”马诺的价值观没有认同的障碍,他们喜欢阅读《最小说》和网络文学,并以狂热的粉丝的形象出现在他们喜欢的网络作家和“超女”“快男”等一切明星的周围。在我看来,遗憾的并不是他们所吸收的文化营养无外乎如是,而是在这些话题面前,许多执掌社会权力的成人或者所知甚少,或者嗤之以鼻、一概棒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现实中的时代文化典型无一例外都是我们成人所塑造(策划)的。当我们在商业利益面前坦然地接受娱乐至死的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似乎没有资格在不谈生意谈人生的时候,义正词严地指责我们的孩子在文化接受中的不理智和非主流。
就中国而言,我一直认为我们目前所遭受的人生悖论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对于自身历史的梳理和省思的不健全。关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跟“诚和爱”的人性认知有关,历史固然有无数当时时代价值的限制,但在历史回顾与省视的时候,理应从更高的人性角度即一些普遍价值来作出评价和展望。也就是说,我们梳理历史,其实是在重建人性的品质,如果有过多虚与委蛇和价值扭曲的论断,那么重建人性品质的意义就完全不可能达到。而事实上,使我们做人做事有准则、有底线的重心就在于良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认知的清理之后所出现的人心的清朗明净。一个心有准则、行有底线的人,才有信心也有资格告诉他的孩子该怎样有尊严,并觅得真正的快乐。另一个因素是比较客观的现实压力,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使得几代人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被强力地叠压在同一时空,除了物质世界、知识世界和常识世界的更新与学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以外,人们由于价值观的迥异出现的心理隔阂也需要切实的疏导。否则,成人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所指示的教育和教育方法都未必恰切——我见多了父母一代辛苦创业赚钱,口口声声说“我做的都是为了你!”而孩子们却非常不买账,认为“我所需要的你都没有给我!”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的矛盾使得我们的感情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纷乱困扰。
而在这些中国因素之外,世界提供给人类的共同的难题在于发展模式的瓶颈问题。从工业革命以来,两百余年中,科技和市场两匹长驱直入的快马被人类欲望的御手驾驶,进入了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的轨道。人类的欲望包括了贪婪、便捷、奢侈、懒惰,科技和市场的结盟奠定了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最终进一步刷新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今,由自然开始的报复教训起人类的文明,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从二战时托尔金的《魔戒》到不久前的《2012》和《阿凡达》,都用想象力预言着人类这种发展模式的困境和“魔”相丛生。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低碳和环保经济,都是人类触礁之后的回退。这些解药中包括了新神话主义、生态文学和哲学,以及人类节制、敬畏、素朴、团结的美德。这些,其实也是“童年”的寻找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