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文学的秋千架

中国的丁玲，法国的波伏娃，两位世纪女性，在李美皆眼里可以比较地“阅读”。

在丁玲那里，李美皆看到的是社会革命、历史变迁中女性“腔调”主动或被动变化的一个有意思的曲线。不过，在我看来，对于丁玲这样一个有着戏剧性人生经历的作家而言，太多的苛求似乎大可不必。无论她早期的名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期深刻追究革命与女性关系问题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还是后来被指流于政治宣传的其它一些作品，都只是这位新女性自由追求的一部分，在中国五四一代女性中，她是一个真正的特立独行者，即便在今天也堪称女性自我解放的楷模。至于波伏娃，则是一个女性革命观念的牺牲品。此人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信条作为了，还是也部分地丧失了本属于女性的尊贵和荣耀？对于这位用头脑恋爱，用自身行动实践其生命哲学的疯狂试验者，李美皆在认真检视一番后终于后退了那么一点，她庆幸自己生活在女权运动的浪潮巅峰之后。那些先锋人物在实施僭越、冒犯禁忌与规训之时，也是留下了经验教训的，至少可供她这样的后人参照。李美皆有点将信将疑，当然就有些保留，她甚至在思量，要是贾宝玉遇着波伏娃这样的女人会怎样？这就让问题返回到了本文开头：“女性”和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关系？回答也许是，既有关系，又没有太大关系。在我看来，当今世代，无分中外，至少在话语方面，女性主义者已经大获全胜，“她们”的大部分诉求，实际上都包含在近代以来关于人的觉醒、人类解放这样的思想启蒙议题中了。一个社会的进步，一种文化改良，或是一定时期文学的长足进展，往往都有赖于对“人”的更深入的发现，社会历史中的作家和社会历史中的文学在根本上是同步的。所以女性视角、性别立场这些因素，不妨可看作是一种文学批评视角，在塑造整体文明的样式、实现人的解放的宏阔思想结构中，当然还有包括文学在内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相比之下，当不涉及女性问题时，李美皆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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