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东风雨》的叙事学分析

［摘要］格雷马斯提出结构矩阵分析模式是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叙述分析模式，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叙述中寻求一个普遍有效的“结构”。本文将利用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理论，分析出影片《东风雨》具有尚且完美的结构框架，同时影片在追求视觉美和多元意识形态方面，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影片的内伤则在于叙事本文的模糊和混乱，从人物塑造、对话以及情节铺展的角度考虑，影片的教训都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造成《东风雨》票房不佳的硬伤。

2009年上半年,电视剧《潜伏》掀起了谍战热，继而在献礼国庆的名号下推出的“首部巨制华语谍战片”《风声》，更以强大的宣传阵势赚得可谓是盆满钵满，虽有诸多遭人诟病之处，但也算赢得了票房也赚得了美誉。2010年谍战余温未消，《东风雨》也以来头不小的阵势火爆上映，只可惜雷声大雨点小，《东风雨》上映 25天，以约2 800万的票房收入黯然退场，与过亿元的投拍费用相比，其损失7 000万元不止。不佳的票房成绩自有与时尚大片《杜拉拉升职记》短兵相接的原因，同时也受到《叶问2》和好莱坞大片《钢铁侠2》的两面夹击。不过，我们也应该多给电影《东风雨》自身把把脉。

一

《东风雨》主要讲述了中国一些情报人员最先得知日本将要轰炸美国珍珠港的情报后，在欲传递信息过程中两个情报人员身份泄露遭杀害而导致情报传递中断，与此同时其他情报人员身份暴露并被逮捕，新一轮的较量开始上演，情报人员在逮捕与反逮捕之间，传递情报与截获情报之间展开了殊死较量。从叙事学角度考量，讲述一个故事，主要包括故事本身的时间以及说故事的时间。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的时间，而是说故事的时间。因为叙事作品的“时间已不再是自然附着在事件内部的一个元素，时间具有相对独立的叙事能力”［1］76。哪些类型的故事被搬上荧屏，哪些没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某种文化上的信号。诠释学认为，“本文”作为一个产品，需要我们将包括读者、社会、历史在内的“泛本文”因素纳入视野，考察接受实践在本文意义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2］2009年《潜伏》《风声》的大热除了影片内容可圈可点之外，60年国庆的大背景更以浓墨重彩的一笔给影片镶上了一层“金边”。在中国电影史上，“谍战片”本来就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经典电影样式。近年来谍战片再度风靡并且持续升温，除了它填补了青年一代关于革命历史的“空虚感”，引发了他们的好奇感之外，同时映着国庆的背景也让那些中老年人再次过了一把怀旧的瘾。然而凡事都有个限度，60年国庆背景早已逝去，《潜伏》《风声》已经分别在影、视两个领域掀起了热映狂潮，观众对谍战片的审美疲劳毋庸置疑，所以无论影、视哪个领域再有谍战片想要再引起人们的审美狂热着实难度不小。应该说《东风雨》的上映恰逢谍战片的收视低谷期，从外部条件来看《东风雨》的反响不强也是在情在理。

二

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叙事过程中产生的。“故事的非自然性首先可以从故事的模式或者结构分析入手进行探讨”［1］67，然而“故事的模式总是先于故事而存在”［1］67。谍战片作为一种类型片，在不断突破创新的同时也在因循着既已成型的模式化创作经验。下面我们就以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理论来分析电影《东风雨》的深层表述结构。格雷马斯在普洛普小说叙事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完善，提出了三组相对的角色类型：主体和客体,发送者和接收者,帮手和对手。这体现了作品叙事的基本模式:发送者发送客体给接受者，主体追寻客体，在追寻中得到了帮手的帮助和遭到对手的阻挠。客体是由发送者发送的，接受者有时也可以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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