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名辩思想及与文学思想的关联

【内容摘要】《荀子》中的“言”与“辩”、“名”等词指语言活动及其成果，与后世“文章”和“文学”形态接近。所以名辩思想虽然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思辨，但可以作为元文学理论直通荀子文学思想。考察荀子“言辩”和“正名”观点，可以看出他的名辩思想并不具备纯粹的名理思辨特征，而主要是要给言说强加了一种礼学规范；言辩的核心是“正道辩奸”，但邪正尺度不是由言语活动及其历史自然导出，而是由外在政治礼义话语预先规定。由名辩思想推衍的文学思想并不指向文学本体论，而导向文学功能论，具有专制正统意识特征。

【关 键 词】辩说；正名；正道辩奸

【作者简介】段宗社（1966-），陕西凤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作为战国重要思想家，荀子也是先秦文学思想史的考察对象之一。迄今对荀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和马积高两位先生。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选录的荀子言论凡十则：《劝学》一则，《非相》二则，《非十二子》一则，《儒效》二则，《正论》一则，《乐论》一则，《正名》二则。十则中，《乐论》为《礼记·乐记》所本，涉及音乐与人心、治道的关系，《劝学》及《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一则，讲儒家经典对士人人格心理的作用，属于《乐论》的问题范畴。而其他七则均涉及名辩思想。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六、第七节论荀子[①]。第六节论述“荀子奠定了传统文学观”。郭绍虞先生以为儒家正统文学观的核心是明道、宗经、征圣，而荀子正名和“正道辩奸”等思想正是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先声。名辩思想作为正统文学观的证据，在郭著中提纲挈领，并没有详细展开，读者只能领会其大概。马积高先生《荀学源流》第七章专论“荀子的文学观和辞赋创作”，以为比较接近于今人“文章”一词的，是荀书中所谓“言”（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但先生并没有从“言”的角度阐发，而主要依据荀子论《诗》言论阐述其文学观的[②]。两位先生都认识到了“言”、“名”、“辩说”等因素与文学思想的关联，对这些因素本身却论述不详。本文对荀子名辩思想的探讨正为补这方面的不足。

荀子名辩思想由相互联系的“辩说”和“正名”两方面构成，分别在《非相》和《正名》两篇有集中阐述，那么本文的论述将以这两篇为重点。另外，荀子处于诸子之学的后期，他的思想特点是批判总结诸子以建构自己的思想，本文将关注他这方面思想与战国名家及他的礼学思想的关系。

一、言辩说

从题旨看，《非相》主要批驳从形体骨相上审知吉凶贵贱善恶的做法：“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1]（P.159）吉凶善恶、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与人的心术有关，而与形相无关；心、术二者，以“术”为重，“术”大约指人心之选择与皈依，主要针对社会政治道理言，择儒者之术，即为正术，否则为邪道。所以人之可贵者在“辨”，进而是“辩”[③]：“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以）也？曰：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1](P.174)荀子所谓“辨”水平很低，并不指一种思维的正确方法，或纯粹理性思辨，而是贵贱差等的辨别，目的在于确立一种自觉的尊卑观念。《非相》说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1](P.169)而“辨”在乎辨礼（不是“理”），目的在于克服此“三不祥”。这里的“辨”因而只具有实践理性（道德）的意义，而无关乎纯粹理性或逻辑思辨。“辨”与人之吉凶祸福的关联，不在理性认知方面，而在道德选择方面。“非相”之义，按理说应该导向一种不拘泥于外表的颇具哲理性的思辨，但却导向心术之正，并最终导向“礼”与“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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