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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的眼看复杂人生——林海音与朱氏姐妹的儿童文学

收录:2013-9-27  作者:刘绪源  来源:中国作家网  点击: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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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谁读了这样的段落,都会认定这是一部儿童文学的。不仅开头的“不懂的事我就要问一问”,和最后妈妈的“总是问,总是问”这种无以应对的埋怨,显示了十足的童趣,而且,孩子在问夏天骆驼的行踪时,不说骆驼,而只说“它们”,那种沉浸在自己思路中的突兀,也完全是儿童式的。可见,作者写作时童年的景象是全活的,她自己的语言也经过了童心的洗礼,这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灵感充溢的标志。但真正难得的,却还是从儿童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的广阔、深刻和真实——这是读来让人震撼的。

小说共有5个故事。《惠安馆》写一个深深沉溺于死去的爱情的疯姑娘,她一点也不可怕,只是一直想着那个爱过自己而现在已消失多年的大学生,还有那个被她生出来却又不知去向的孩子(其实出生当天就被她父母放到城墙根了)。《我们看海去》写一个经常跟女主人公英子交谈的小偷,他诉说家庭的不幸和自己从小没好好念书,鼓励英子要把书读好,临逃跑那天,他还把奶奶传下的一串珠子(他告诉她这不是偷的)给了英子;但他很快被抓了,妈妈要英子长大后写写这种坏人的下场,英子断然道:“不!”她不会照妈说的写,她要写课文上的“我们看海去……”《兰姨娘》更复杂,写的是一个妓女出身当了姨太太的同乡,被大户人家赶出来了,爸妈收留了她,渐渐地爸爸对她有了暧昧的感情,妈妈暗暗叫苦,机灵的英子让她和暗藏在他们家中的进步学生认识并好上了,后来二人双双远走高飞。《驴打滚儿》写英子家的奶妈终于要回家了,她到城里来了4年,自己的孩子已淹死两年了却一直不知道,另一个女儿又让她男人送了人,现在想找也找不回来了,她对英子一家很有感情,对英子的弟弟简直视如己出,但她不能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流着泪骑上丈夫牵来的驴,走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写父亲的死,听到消息时,英子刚刚拿了小学文凭回家,她下面有4个弟妹,厨子老高叫她快去医院劝劝妈,又说:“这里就数你大了!”她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她从没这样镇定、安静过。这5个故事,写得含蓄而有分寸,因此就更感人,一篇一篇,都能催人泪下。

写这么复杂的人生场景,儿童能懂吗?我以为,即使不全懂,至少还是能懂一部分的。英子在亲身经历这类事情时,也只是一个小学生。少年小说的读者可以延伸到16岁,16岁的孩子应该已经见过不少成人社会的阴暗和悲喜了。拙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在“爱的母题”内专门辟出“父爱型”母题,指的就是那些能让读者看到人生的沉重和复杂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利于他们成长,有利于他们顺利度过由儿童转为成人时的那个艰难的“分裂时期”。有时,因不能读懂,小说中的疑点会成为心中的悬念,这些悬念和儿童的日常观察一起,将帮助他们寻觅人生答案。读不懂的部分可能会更深入地影响他们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故事充满内在的惨烈,但作者一点没有正面渲染死亡、暴力和性,她总是巧妙地将它们转到幕后或侧面,而付之以儿童所能接受的场面与氛围。这就是相当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写法了。作者从小受到“五四”新文学洗礼,她很喜欢凌叔华的风格,所以她的作品也有明显的“为人生”的倾向。然而,不管是凌叔华的《搬家》和《小哥儿俩》,还是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它们所表现的人生虽然真实,总还是儿童或少年的世界,既使写到了这一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交接部,毕竟还没有长驱直入地将笔触扩展到成人社会,没有这种以儿童视角将成人世界狠狠开掘一通的野心——《城南旧事》恰恰在这点上作了突破。

前文曾说到,林海音在创作时还有“顾及到高水平的成人读者的一面”,这当然是非儿童文学的一面。儿童文学的突破常常与非儿童文学因素的介入有关——这也是一切突破和创新的普遍规律。而这一面之所以会存在,与当时台湾的文学风气,与“现代派”势力正在成形,与林海音所受外国文学影响,都有一定关系。林海音曾回忆说,当年凌叔华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用英文通信时,伍尔夫一直鼓励她用英文写作,要写自己切身熟悉的事物,要“继续写下去,自由地去写。不要顾虑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很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给中国读者的”。林海音惊喜地发现:“它怎么跟我一向对小说写作的把握,是这么接近呢!”《城南旧事》就是这样真实而充分地写她心目中的北京味儿的。而同时,这部小说又采用了非常严格的单一视角:只从小英子一人的角度去看,去写。传统中国小说的叙事角度是不讲究的,作家往往以全知全能的身份自由进出,“五四”以后虽然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小说,但正如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说,那时的第一人称“我”往往是故事主角,并且大多是抒情性的作品,包括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等。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探索成人世界的奥秘,并以严格限制的方式把握“我”的思想和见闻,这是一种很西式的写法,它在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中发展到极致。与凌叔华通信并引起林海音惊叹的伍尔夫,正是上世纪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家。细读《城南旧事》不难发现,它其实已吸收了很多“意识流”的笔法,包括记忆的间断和事后的模糊印象,包括现实与梦境的转换,包括心理的跳跃和下意识的突现。形式有时也会决定内容,当作者想表现北京这段忧伤而沉重的生活时,当她受“意识流”的启示而决心用严格限制的单一角度来叙事的时候,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只能是童年的自己的化身——我以为,这正是它最终被写成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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