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典型”和“类型”

《红楼梦》真是一部奇书，研究它，时时会发现“奇迹”。以人物而论，人们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话，写了多少文章，为那人数众多的鲜龙活跳的“形象”所倾倒、折服。宝玉、黛玉、宝钗这些主角不消说，从平儿到小红，从刘姥姥到赵姨娘，也都有专文论析。但逗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感到饶有兴味的是两种《红楼梦》里的两种对立的性格体系。

我们想讨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却历来不为人们正视的事实：《红楼梦》人物具有“两面性”或“二重人格 ”，每一个角色实际上都是“一分为二”，在不同的系统里，“他”或“她”就有不同的性格逻辑，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里有两个贾宝玉，两个林黛玉，两个王熙凤，两个薛宝钗，两个贾母，两个贾政，两个袭人…… 质言之，曹雪芹原著《石头记》与程高续书本《红楼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学系统，因而也就衍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系统。这两个人物系统的矛盾、纠葛、牵扯和斗争孕藏着不寻常的意义——思想的、社会的、美学的、人学的。

文学是人学，而谈文学人物，又势必谈典型。虽然“典型”一词是舶来品，用来规范中国古典小说未必天衣无缝，但既然还没有相应的足以超越典型的“民族化”的理论范畴来代替，暂且只能借石攻玉。“典型”理论本身，充满了分歧与争论，典型本身是多元的、动态的。尽管如此，从两千年来的典型观发展史鸟瞰，可把握住基本的东西。亚里斯多德最早提出了典型说和类型说。但一直到文艺复兴前后，占统治地位的是类型说。从古希腊戏剧到莫里哀的喜剧，从贺拉斯到布瓦罗，类型说、定型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使到了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典型观里，类型说的影响依然存在。一直到高尔基，谈到塑造人物典型时，仍然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很明显，这里有浓重的类型化典型的气味。同时，自古希腊悲剧始，性格化典型也一直存在着。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十八世纪以来，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浸淫风靡，人们对生活、命运和人自身有了更深切的发现、感受和体验，典型的创造也愈来愈注意个性。卜迦丘已提出“描绘人类性格的不同方面”，狄德罗主张喜剧写类型，悲剧写个性。而歌德的说法尤其精辟：“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

”可见，典型说与类型说一直是对立又并存，交错又回旋，各有继承和变异，彼此渗透，互相促进。总的倾向是从强调共性逐渐转向强调个性，类型逐渐发展为典型，类型化典型逐渐让位于性格化典型。总之，由为一般而找特殊变为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由flat character（ 扁的）到round character（圆的），这正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变迁而促成人性的解放和丰富在文学上的反映。典型观的这种进化在恩格斯那里达到了一个经典的表述：“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显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

性格对照的三种基本方式是：性格外部对照方式（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对照）、性格表里对照方式（同一人物的性格表象与性格本质的对照）、性格内部对照方式（人物性格内部中两种对立性格因素的对照）。有没有性格对照，是哪一种对照方式，尤其是性格对照（无论哪一种对照方式）的粗细高低之分，成了“典型”还是“类型”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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