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与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之别

宫体诗是活跃在南朝齐梁时期约100年间的一种以描写女性容貌、举止、神态等为主要题材的诗体，它的产生无疑有南朝乐府民歌提供的诸多因素。正如刘师培云“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辞，起谏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歌》、《白铜樱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由于政治上的偏安一隅、经济上的充裕发达、地理上的物产丰饶、思想上的多元并行、风俗上的好歌崇色等多种因素诱导，新声乐府在南朝达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鼎盛时期，在《南史·萧蕙基传》中就记载道：“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这两种诗体在南朝诗坛上都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诗歌还是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其中女性形象的差别就颇值得进行一番比较和探究。

一、选择标准——“美”与“真”

宫体诗的描写对象大多为女性，但并非所有女性都能进入诗人的视野范围。尽管宫体诗里出现的女性品流芜杂，但是笔者发现她们都存在着一个共有的特质——“美”。笔者粗略地来看一下发现宫体诗中的不少篇目就直截了当地以“美人”、“美女”、“丽人”、“佳丽”这样的字眼来命名，如萧纲的《美女篇》、《伤美人》、《咏美人看画》、《美人晨妆》、《赠丽人》、《戏赠丽人》；庾肩吾的《咏美人看画应令》；庾信的《奉和赵王美人春日》、《奉和赠曹美人》；沈约的《梦见美人》；何逊的《苑中见美人》；何思澄的《南苑逢美人》；萧子显的《代美女篇》；刘孝绰的《遥见美人采荷》、《为人赠美人》；刘缓的《看美人摘蔷薇》；刘孝威的《咏佳丽》；萧纶的《车中见美人》；江洪的《咏美人治妆》；江总的《秋日新宠美人应令》；费昶的《春郊见美人》；姚翻的《代陈庆之美人为咏》；王环的《代西封侯美人》等。这些都暗示出宫体诗人趋同的审美趣味：不论是来自什么阶层的女子，只要够美，能够引起欣赏的美感愉悦就可以进入到诗人的笔下。至于她们的身份地位和内心世界，诗人是鲜有考量的。宫体诗人就像是高明的导演，调动一切声色光影让他的女主角以最美的姿容闪亮登场，为观众们献上一场场视觉的饕餮盛宴。“借问仙将画，讵有此佳人？倾城且倾国，如雨复如神”这样美丽的女子恍如仙女下凡一般；“仿佛帘中出，妖丽特非常”、“名都多丽质，本自恃容姿”、“美人称绝世，丽色譬花丛”、“丽姬曰妖嫱，共佛可怜妆”、“语笑能娇美，行步绝逶迤”等诗句中的这些女子无一不是美得摄人心魄，已然成为了一种类型化、模式化的符号，不是娇羞妩媚便是泪眼愁容，已经丧失了鲜活的个性和本真的状态。宫体诗中的女性往往是那种出身名门、养尊处优、体态娇美、举止优雅、衣着华丽、浓妆艳抹的理想化女子，总沾染着那么丝丝缕缕的闺怨感伤情调。

南朝乐府民歌里描绘的女子与宫体诗比较而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或天真无邪、或大胆泼辣、或悲歌切切、或毅然决断、或深情缱绻，不一而足，构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女性风情画卷。天真如“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泼辣如“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愿得无人处，回身就郎抱”、悲切如“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毅然如“郎为傍人取，负侬非一事。摛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缱绻如“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这些女子绝无雷同，而是以血肉丰满、鲜活生动的个性化、复杂化的人物形象出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容仪情性，是真正大写意义上的“人”。她们进入诗中的唯一标准就是“真”——真实，只要是无矫情造作、粉饰遮掩的女子都能被选做女主角，给人一种花落花开般的自然而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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