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欢者不知所终》阿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于改革热潮和思想启蒙的年代中,叛离道德约束、形式约束的愿望愈发强烈。“逃离”是他们认定的生活希望之所在,尝试或反思这种希望,成了很多70后作家热衷表述的小说主题,阿丁就是其中一员。
这部小说集以“寻欢者不知所终”为书名,实际上就已经暗暗透露小说“逃离”的主题,而作家阿丁虽然将书中的所有故事分为“有关记忆”、“有关逃离”、“有关存在”三类,但究其本质,每一则故事都是在讲“逃离”,只是逃离的对象形形色色、不一而同罢了。比如《就像鱼找到了水》是讲逃离追捕,《一个旅程,一个旅人》是为了逃离母子生活,《寻欢者不知所终》是逃离夫妻关系等等。相似的是,在每则故事的铺陈阶段,这些逃离无一不带着勃勃的雄心,但到最后,却又无一幸免地都被浇灭了,放弃或溃败,成了任何形式的逃离无一例外的结局。为了寻求自由的郑光明,却因为逃离追捕,遭遇种种最不自由,缉拿警察的出现,断绝了他的逃亡之路,却也让他紧张的神经彻底解放,他喊出的居然是“抓我吧抓我吧抓我吧”;逃离母亲管教、负气出走的马锐,尝遍了社会的无情,最终又在母亲的设计中,回到了起点,灰溜溜地重返家里;想通过雇佣“第三者”摆脱沉闷家庭生活的冰,自己算是从婚姻的牢笼里面称心逃脱了,但“第三者”却被拉入了一段无法自拔的相思,某一个人的成功逃离,是以另外某段困境的缔结为代价的,无望的情绪要么延续,要么以转移的形式再度重生。
不过,在故事情节之外,阿丁对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和传统道德体系的逃离,都显得卓有成效。作家莫言将写作分为“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两种,“为老百姓写作”就是所谓的“庙堂式写作”,是为了以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达到教育普世众生、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虽然同样是知识分子出生,但阿丁等一批中间代作家,却竭力以极度自我的写作,展现“去知识分子化”的民间叙述姿态,破坏甚至是颠覆传播道德的“话语权力”。
作为“庙堂”逃离者的阿丁,在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的任何边边角角,都是力求以平视的目光,还原世俗生活的本真面貌。不登大雅之堂的底层语言,看黄片、嫖娼、偷情、手淫这些最普遍存在却远离于文字叙述之外的生活细节,妓女、小混混之类的市井边缘人物,都大篇幅地涉入到小说之中,有的甚至于成为某一故事的主要语言、主要情节、主要人物。为了不止于叙述方式的平民化,而进一步展现叙述者的平民化,阿丁还将他的作家好友阿乙、叶三都引入到了短篇小说《低俗小说》中,故事里的阿乙和叶三,一个是平日里衰气十足、却偶尔走了运的小警察,一个是本性清高、偶尔偷情却正好被砍了的知识分子。读者在通过阅读,把握人物性格时,自然而然地会将小说中虚构人物“阿乙”、“叶三”的底层气息,灌输到对作家阿乙、叶三的认识中去,这样,阿丁作为他们的好友,其自身的平民性,也就得到了确立。
60年代出生的作家韩东、朱文等人,就试图摆脱卫道者身份,以欲望、金钱等世俗因子解构道德。70年代出生的阿丁,步他们后尘,逃离伦理道德和伪崇高的意识,也几乎张扬在《寻欢者不知所终》里的每一篇故事之中,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我们认同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等,都被阿丁抛弃于身后。《就像鱼找到了水》中,甘心让儿子为自己偷看黄片顶罪的父亲,《一个旅程,一个旅人》中,用粗口否定母亲一切养育之恩的儿子,分别颠覆了“父慈”和“子孝”的道德观念。而在《成人礼》中,乔凤鸣对于老乡杨小通的关心和爱护,其实就是一个潜伏已久的利用计划,同乡之间“两眼泪汪汪”的真情,存在于表面、崩溃于真相。除此之外,《低俗小说》颠倒了传统观念中善恶终有报的因果理论,《就像鱼找到了水》、《低俗小说》、《查无此人》颠覆了包括教师、作家、学者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礼义廉耻、为人师表的形象定势。书中这些逃离传统道德的故事,有些固然喷张着残酷和冷漠,但也不乏一些篇目,通过故事情节里传递出的暖意,先在感情上说服了读者,进而也顺理成章地让读者认同了他的颠覆性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