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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说《大悲寺外》新解——文本细读与文化社会学分析

收录:2007-9-12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点击: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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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批评家韩侍桁不同意“凤吾”的观点,8月19日发表《从〈大悲寺外〉谈所谓教育小说》,认为老舍的这篇小说绝非时人所谓的“教育小说”,尽管作家采用的创作方法有别于习见的现实主义,却不无深刻性,指责凤吾的批评有“观念论”之嫌。韩侍桁认为:

“《大悲寺外》稍严格地讲是不能称为教育小说的,取材虽是从学校生活的师生关系讲起,而作者主要的目的,是在描写两种典型的人,前半是那位黄学监,后半是那个打死学监的丁庚,两个人都是特殊典型的人,不能代表一切的学监和一切的学生,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特殊的。如果作者不把黄先生写成一个学监,不把丁庚写成一个学生,那人物和故事仍是同样可以发展下去,因为作者并没有要使他们这两种人和故事的可能性只有在学校生活中才有可能的那种用意。”⑥

“凤吾先生把《大悲寺外》作为教育小说而论,已是错误;其次把其中表现的良心谴责主义,作为教育之一方法,以致问出这种主义是否能解决教育问题,便更是错误的了。本来凤吾先生那篇短文章,是没有这样给以指摘的必要,但是,想到这篇文章所犯的毛病正和我们现今所正流行的观念论的文艺论所致成的错误,完全一样,而且这种文艺论的方法实在是极有害的,我就不能忍住不讲话了。”

8月18日,钱杏邨致信“自由谈”编辑黎烈文,信中针对韩侍衍的指责进行了辩护,再次强调不应“把人物性格和阶级生活背景活生生的拉开”,批评作家沉溺于“不纯熟的性格主义”,提出“究竟谁是观念论者,留给读者们去判断”。并重申:“我写的教育小说篇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并非批评《大悲寺外》,只是引这篇小说来作个例证,我是强调在反对把教育从政治关系拉开去描写,反对当前的以武力解决学潮办法。⑦”文学问题一旦硬扯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继续深入讨论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韩侍椼没有再写争鸣文学,这场小小的争议就此告了终结。

70年后再回首,《大悲寺外》究竟能不能称得上是“教育小说”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如上所述,小说前半表现学校生活,后半表现丁庚20余年的生活经历,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大大地超出了“学校生活”的范围;其次,老舍创作意图中容或有着“教育”的成份,但也与凤吾所界定的“教育小说”的题材范畴——“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问题,原理方法上的论争,新旧思潮的冲突,校内外的生活情况,师生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矛盾,以及经济状态等等”——无关,至少应扩大到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此两点而论,《大悲寺外》当然不能称为“教育小说”。至于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韩侍椼的推断不无道理,他看出了作品中两个主要人物是“特殊的”(生灵与死魂),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特殊的”(生灵与死魂的搏斗),因此不能用一般的“环境、人物”之类的手法来分析。而钱杏邨的看法则有点拘泥,他不愿承认除了“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其它的创作方法,也不愿意承认作家除了明确的“目的意识”之外,还存在着其它的反映现实的途径。直言之,30年代初的左翼批评家们因所接受的“阶级论”和“目的意识”论,艺术视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相比而言,自由派批评家们由于没有那些政治意念的束缚,他们对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流派更加熟悉,对《大悲寺外》这类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更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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