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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说《大悲寺外》新解——文本细读与文化社会学分析

收录:2007-9-12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点击: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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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庚误伤黄先生致死事件,老舍在作品中已经用一句话作了结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作出些无意作而作了的事。”西俗云:少年无心的罪过,上帝也会原谅。从作品表述中可以看出,作家并无意继续追究丁庚当年的过失,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表现丁庚因过失犯罪之后灵魂的痛苦和恐惧,表现他痛苦的悔改与不断的挣扎过程。这个过程明显超出了现实“人”的实践范畴,而与基督教的“惩罚”和“悔改”的教义有关。西方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指出:惩罚主要是针对内心的罪,过失人的内心总是处于一种恐惧、绝望、自相矛盾的境地中,“罪恶的惩罚是与自恨同长久,因为这才是真正内心的悔改。③”老舍深谙基督教义,他把自身的宗教观念投射在丁庚身上,让他“自恨”了二十年,“悔改”了二十年,而且这“自恨”与“悔改”还将终其一生。如果忽略了作家在其中寄寓的宗教观念,就很难体味到这篇非现实主义作品的摄人魂魄的艺术力量。

小说以长达20年的时间跨度敷写了丁庚许多次“变神变鬼”的机遇,每当丁庚遭逢“忽人忽兽”的抉择时,黄先生的灵魂便出来拯救他,使他收敛恶念,急流抽身;然而,由于丁庚私欲太盛,始终不能忘怀俗世,于是魔由心生,屡次功亏一匮;为了驱除“心魔”,他最终出了家,住在黄先生墓旁,继续与死者展开灵魂的搏斗。死者的灵魂纠缠在活人的身上,其劝善惩恶的效能历二十年而不衰,这是作品情节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所在。

老舍对某些“五四”青年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定位,与同时代其它“前进的”作家有所不同。他在小说中写道:“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出于这种认识,他不赞同利用青年人的躁动、叛逆和狂悖的“无定性”来发动和推动社会革命运动,而提倡道德和文化范畴的革新(或复旧),以重塑健全完善的人格进而改造社会。他的这种多少偏离于社会革命主流的思想认识,也许来自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和宗教活动的经历④。

基于这样的宗教观念及道德和文化的改革要求,老舍将笔下的丁庚定性为良知和灵性未泯的人物:他并非没有善恶观念,没有良知的人是不可能如此长久地与黄先生的灵魂相呼应的;他并不缺乏道德观念,没有灵性的人是不会把黄先生临终前的话语视为“咒语”而耿耿于怀的。而且,作家也并未让丁庚置身静室面壁思过,相反,他把丁庚抛进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活动甚至社会革命的大潮中,让读者去体味一个不健全的人格如何不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失自我。从这意义上说,这篇“灵的文学”虽然没有摹写人们所习见的社会生活的外壳,但仍然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之反映于人们(包括作家自身)的心理深处的激烈冲突。

30年代初,钱杏邨和韩侍椼为老舍的这篇小说在《申报?自由谈》上打了一场笔战。

1933年8月10日,左翼批评家钱杏邨(“凤吾”)发表题为《教育小说》的书评,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标尺,把《大悲寺外》界定为反映学校生活的“教育小说”,认为作家的写作态度虽然“严肃”,但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正确,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教育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他严肃地批评道:“教育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教育问题根本没有单独解决的可能,这样事实的发生,本质的原因是由于政治的腐败。教育小说的作者,如果想在创作的进行上,去完成教育的意义,而采用良心谴责主义,以至把教育问题从政治问题拉开,作孤另单独的解决,这是将终不会有出路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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