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者的家乡回望——读哈金短篇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

《小镇奇人异事》 [ 美 ] 哈金著王瑞芸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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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奇人异事》 [ 美 ] 哈金著王瑞芸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土地对人的赠予，有的是一辈子都没法改变的，比如从辽宁乡村走出来的华裔作家哈金，客居美国近三十年，却仍然保存着辨识度极高的东北人长相。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高考恢复，百废待兴，哈金背井离乡，来到黑龙江大学深造英文。作为一个出走乡村之后，就从未归乡的青年人，哈金二十一年的乡村记忆便定格在了“文革”之中，或许是因为记忆最为清晰的缘故，“文革”中的乡村景象甚至于就成了哈金理解中的中国乡村景象。

《小镇奇人异事》的地域背景是哈金现实中的家乡金县歇马亭镇，时代背景就是他最为清晰的“文革”岁月。小说集的书名冠之以“奇人异事”，书中十二则故事贴上“奇异”的标签，也确实都是名实相符，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但故事中所传递的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的暴力和仇恨，却冲破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伦理底线：在《运》中，父亲唐虎听信算命先生毕瞎子所说的儿子大龙挡了自己运势的说法，设计将儿子送赴黄泉，面对垂死的儿子还要举起木桩送他一程；《男子汉》里，尚柱邀请同村的五个青年去强暴自己名声不好的妻子，邻里们欣然前往，甚至在妻子受辱的过程中，尚柱还走进里屋添油加醋；《光天化日》 中的政治运动成了小镇人对邻里发泄嫉妒和仇恨的工具，穆英就是在村人的鼓动之下才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逼供的；同样的主旨在《最富的人》、《选丈夫》等故事中，又以其他的情节得以再现。同样是写奇人异事，天津作家冯骥才通过《俗世奇人》 展现的是一座城市的城市性格以及芸芸众生的生活形态，叙述不含褒贬，只是白描；而哈金笔下的“小镇奇人异事”虽然也设定了特定的地域背景，但故事的发生却是去地域化的，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所要突出表现和加重渲染的是人性丑恶的喷发，缺乏的正是对苦熬中底层人民的悲悯和同情。事实上，哈金不仅有别于他的东北老乡萧红以深情的眼光仰视苦难的家乡、苦难的民族，甚至也与善于描写残酷和无常、自称是“血液里流着冰渣子”的余华拉开了差距，余华在荒谬和残忍中所传达的人性温暖，在哈金的笔下几乎找寻不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哈金《小镇奇人异事》 中的奇异故事，居于“文革”的大背景之下或者确实是真实可信的，但哈金不曾如同鲁迅、王小波等人一样，在叙述“奇异”的同时，将更大的重心落在对人性、民族性的审视和矫正上，可以这么说，哈金小说中的奇异只是停留在了说故事的层面上。

而这种无法代表中国农村普遍形态、浓墨重彩却失去重心地表现特定时期人性恶的 《小镇奇人异事》，也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流散者写作的绝佳窗口。书的封底引用了一段美国 《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中国)这个最陌生国度的‘与众不同’，被浓缩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生戏剧”，由此可知，西方读者从《小镇奇人异事》“生动的人生戏剧”中得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国)这个最陌生国度的‘与众不同’”。透过《小镇奇人异事》，以及哈金的《等待》、《词海》等作品，在西方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各种饮食起居、婚丧嫁娶习惯，中国乡村人的嗜血性格和对格斗的热衷，被过度刻画的动物性等一些“与众不同”的取材，被不断完善、不断阐释着，当哈金以一个流散在外的华裔作家的身份，通过英文表达，将这一切毫无障碍地展示给西方读者时，事实上也是以自己为例，再现了小说《光天化日》中，猎奇的邻里在批斗会上逼问穆英不轨行为的具体细节以满足窥私欲望的情境。在迎合好奇的西方读者对于“文革”时代和中国农村遐想的同时，小说中暴力、冷酷、失德的乡村图景，通过哈金的描述，也很可能被认作是中国乡村普遍存在、亘古未变的生存状况。而他在《小镇奇人异事》 的腰封和序言中，不厌其烦地声称该书的“自传性”、声称“这是一本真实的书”，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哈金的担忧，这是对西方读者眼中的《小镇奇人异事》 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好奇的东方国度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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