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栗之成“符号”

王广义1986年创作作品《后古典——大悲爱的复归》（上），1995年作品《护照2》（下），还不能以“政治波普”的命名一以概之。

栗宪庭先生，艺术界坊间熟人称“老栗”，这个自然而然形成的称呼，或是各种关于他的称呼中，他也觉得亲切故而直认不二的，其他诸如“教父”、“乡绅”等别人赋予、自我调侃的，他都未肯当真认领。

前不久，一个民间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的理论奖授予老栗的“重要的不是艺术”说，并重奖10万元，他又成为受人议论的人物。那些热议——批评或肯定——细察起来，我发现内容的真伪或正确与否倒在其次，倒有个真问题值得琢磨：老栗及“老栗说”其实成了一个被反复吐槽的符号！

两年前，批评家王林质疑“北京叙事”主导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时，长短账算来，就曾对老栗颇有微词；近些年来，舆论屡及的宋庄之成败兴衰，也多有推责于老栗言谈；乃至于宋庄外京城艺术园区之凡事纠纷、艺事张罗，似也略有期待老栗现身呛声的意思……人们似乎已经辨不清符号中哪一个是“真实的”、“应该的”老栗。

老栗受奖期间，我有简短时间接触了一点“老栗说”。例如——说到体制，他像是自问自答：现在体制变了吗？我不觉得，我甚至觉得有些地方更糟糕了；说到他刚刚参观的王广义展览，他也像自问自答：我给王广义命名“政治波普”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信给我表谢呢，王广义变了吗？不觉得，王还是以前“备战备荒”式的冷战思维，我爱人看完回来说了一句精准的话：这据称花费一千多万的展览等于只是说了句“我王广义还活着”……这些“老栗说”填满着一个一直在当代艺术第一线行走着的人的“真实”体会：第一说像是说“体制内”，第二说像是说“体制外”，其实它们又都互有关联。所以，老栗对当代艺术院的做法也颇有微词，道理正在于此，而他对我的“艺术批评与公权力”批评言论略表赞赏，应也来自于同样体会，因为我的批评言论非为新奇而乃“常识”，老栗的疑惑正在于“我的直觉让我不断地回到‘真实’，而‘真实’属于常识范围，我知道这是我的悲哀，但三十年的艺术乃至社会就是一个迫使人们不断回到常识的现实，真的也是时代的悲哀”。老栗体会之“真实”，远自于早期逃离“体制内”并长期与体制“捉迷藏”的艺术行动，近自于自己电影基金会一个简单的“独立电影”活动也常被“拉闸”、受限。这样的体会，那是端着体制内“铁碗”的人没有的，抑或是市场上“金碗”在手的人可能淡忘了的。

老栗之为“符号”，正是因为他检验着“体制内外”的诸多问题的无奈，而无奈是对着那个“栗符号”吐槽的众人的痛、恨与怒。老栗曾深感体制之害乃至深受体制“迫害”，所以有早先的背离经历。他此后展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段可贵时间段，此实践和经历看似巧合，却事实上或是他预见能力的必然——“重要的不是艺术”说就是明证之一。其时此般的“老栗说”，无疑代表了“受害”的老栗试图寻求体制、政治突破口以解放艺术生产力、释放艺术创造力的基本判断，若联系到现在延续开来的老栗的“活过”、“真实”、“活着”的生活观或艺术观，我们可以说：当体制与生活总存阻隔、政治与社会不能统一的现实分裂那一天不结束，“艺术就是艺术，无所谓哪哪重不重要”这样的话还真不好说。不是吗，当另一个获奖红人赫然脱口而出“文学远比政治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大家可以多关注让人恋爱的文学，少关注让人打架的政治”如此一说，并且毫不避讳艺术生活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严重分裂，此之当下，老栗的“体制真的改变了吗”的提问仍让我们不敢忽视。对此，我总想，老栗只是发题人更也是题中人（以至他不得不也有再怎么逃离也得面对“镇政府”、“村委会”的无奈），痛感、恨绪、怒气尽往“栗符号”上倒，解决不了任何体制枯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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