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

即使到了1976年后的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体育电影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也始终没有淡化。据称，在1976年——1995年间，国产的大陆体育影片大概有三十部左右。但这些作品仍大多延用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叙事，试图从平凡的赛事中发现深刻的社会、政治伦理。1980年前后中国排球正在崛起，但影片《排球之花》的重心不在比赛的精彩场面，而是围绕着主题的政治性展开对人物命运进行思考，甚至将“文革”时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排球教练吴振亚的命运与周恩来总理联系在一起，而运动员们个人的成长也必须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沙鸥》是同类排球题材中较有代表性的体育影片，但电影对主人公沙鸥的个人成长叙事与民族情感叙事相粘连。虽然影片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段，即把以个人为基点的为了实现个人冠军梦想而奋斗的故事，和以爱国主义为基点、为国家荣誉而奋不顾身的故事连接起来。但前者在表达时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弱化，直至直接纳入到后者的民族、国家的叙事范式之中，影片才赢得了预设的社会政治意义。影片开端沙鸥有一段内心独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打败日本队，当世界排球冠军。……我日夜盼望着这场比赛的到来，只要能打赢，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可以说，这是一段极为个人化的诉说，但如果结合影片中的圆明园意象和沙鸥在这个遗址上与他人的对话，那么沙鸥的独白就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国家意志。在影片结尾，当中国队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时，电视上有一段解说：“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在重大的大型国际比赛中，战胜了日本队获得冠军的称号，从此中国女排冲出了亚洲为今后走向奥运会，走向世界打开了通路。奖杯，这不仅仅是球赛胜利的标志，也是祖国荣誉的象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也将体育比赛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主人公努力用体育比赛上的胜利，来挽回“羸弱中国”的民族尊严，唱响了一曲民族自强的高歌。显然，体育影片的意识形态叙事编排，是以政治性作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体育影片才赢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同，并焕发出为民族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神圣力量。

三

如果说体育影片的记录是意识形态叙事认识论之维上的初级形态，而政治意识形态给体育披上了政治的外衣并强化了体育的社会政治功能，那么体育影片的生命叙事，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则是体育影片伦理叙事的高级形态。

在我看来，所谓生命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而体育影片的生命叙事，是指对体育关切人的生存、关切人的意志和成长的叙事，通过体育，显现人对自由意志和生命伦理的追求。体育影片的生命叙事，首先体现在体育的励志功能上。这也是全球体育影片关注的一个叙事焦点。1980年代以来，典型的美国体育电影，就有明显的励志意识流贯其中。美国可以说是制作体育影片的大国，多年来体育影片的题材十分丰富，多姿多彩。如以街舞运动为主的影片，就有《闪舞》、《霹雳舞》、《浑身是劲》等，拳击运动的影片有《洛奇》、《愤怒的公牛》、《白色大骗局》等，篮球运动的《篮球梦》、《空中大灌篮》、《爱情与篮球》等，还有赛车运动的《雷霆壮志》、极限运动的《绝岭雄风》、漂流运动的《狂野之河》、棒球运动的《红粉联盟》、橄榄球运动的《球球向前冲》等。这些影片把描绘生活、表现喜剧氛围和提倡精神励志结合起来，以体育素材为剧情主线，辅以爱情、家庭、社会生活，来唤醒人的激情和伦理人性。如影片《烈火战车》，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宗教信仰、体育精神、个人励志等诸多关系置放在一起，出色地实现了体育影片生命叙事的功能。中国的体育电影也有基本的励志线索，只是就其艺术性来讲，较美国稍逊一筹，因为中国的体育励志往往被设定在影片的表层，直接裸露在剧情中。如《我的九月》，讲述的是一个不自信、胆小的名叫安建军的孩子，在老师的帮助下，克服心理障碍，重新发现和认识自我，最终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但这一故事显然带有国家主体性话语的明显痕迹。这是中国体育影片励志叙事的通病。生命叙事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精神励志的境界，描述的是从物质到精神孕育产生的过程，在本质上显然是从具体实在到形而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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