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还是边界——读王鸿生的《叙事与中国经验》

我兴趣更大的，倒是他的一篇短文《湿润的目光——伯尔与陈应松笔下的两个血案》。在文章中，鸿生一方面痛斥“现在的中国文化人简直比任何一代前辈都要势利、都要冷漠”，但另一方面，落实到叙述，鸿生又提出“适当的节制与距离”，所谓“节制”，在鸿生看来:“首先是伦理性的叙述态度，其次才是技术性的叙述方法”。这其中固然含有鸿生尊重读者的愿望，即读者不可被“作者的主观意向过度控制”，也同时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的充分尊重。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鸿生在此表达了对作者(也是自我)的不甚信任。这一“不信任”是深刻的，蕴含了对“观念”(包括因此的“再现”)的深刻怀疑。或许，鸿生会因此强调叙述伦理首先是一种叙述态度，这一态度还可能表现为某种禁忌的确立，并因了这一禁忌而划定叙述的边界。在不可言说的地方慎言慎行，甚至不再言说。因此，它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创新。

当然，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禁忌由谁确立，边界又如何划定，如果没有“观念”，又如何照亮历史和现实，知识者的位置究竟是什么，等等。但我仍然欣赏鸿生的“态度”一说，因为在这一“态度”中，我察觉到了知识者的责任，自重也是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