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回忆大院文化

这本张辛欣作品，《我》的封面左上角，老实写着：“自传体小说”。张辛欣，1953年生，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在网上能便捷地搜到她的履历：自1969年起，她当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湖南19分部战士、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护士、学院团委干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等。这本《我/ME》是她的回忆？真的，时间过得太快，8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转眼，已年近六十。

看张辛欣的履历表，也能知道《我》这本“自传体小说”的情节有多么跌宕起伏。然而她是跟着时代跌宕的一朵浪花，于是自传不但是面向自我，还是面向历史。历史，这是个盲人摸象的事，立场与角度是一切叙事作品的先天缺陷与后天意义。指望有一种历史能包罗万象吗？还不如指望每一个人写出自己的历史，聚沙成塔。

张辛欣给她的自传小说一个嵌套结构，让车祸后病床上的自己当叙事者，并且在写作过程中安排一个交流对象，蓝眼睛丈夫斯蒂夫。这个结构给写“倾诉体”的写作者一种安全感，因为她为自己找了一个最能给自己心理安全的倾诉对象，同时呢，还能带来一种视野与对照：“婴儿潮里一花童，请听听我这一生的山海经？”——她带点儿嘲笑又带点儿妒忌，你过得太安逸，而我的“山海经”，听上去有多么的荒谬？

在出版的这本BOOK1里，卷一写的童年，卷二写的文革，卷三写的上山下乡和当兵。张辛欣的文笔跳荡恣意，她还是有“八十年代风”，现代派艺术手法加荒谬派真实经历加张扬的才情。幼儿园部分让人想到《看上去很美》，大院部分让人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然，张辛欣比他们大，张元？姜文？小屁孩儿呢。她写得比他们更凌厉。她是大院子弟，上层阶级，但大院的童年并不比胡同的快乐，等级制更分明，暴力与权力更无从回避。但她也从来不是体制的受害者，虽然说起被排挤被欺负有点可怜样，她终归还是生命力特别强大的那种人，生机勃勃，能给自己找出路，找乐趣。

放在一个坐标系里看，她处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最中心的边缘。她的父亲在总政写军史，母亲在新闻中枢做图片编辑。文革了，上山下乡了，当兵了，她跟着历史的漩涡转，她是漩涡的幸存者，没有在红卫兵武斗中被打死，没有在北大荒的野火中被烧死，当兵时得了严重肾炎时，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是的，她还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权阶层，政治上的，同时也是资讯上的，文化上的。

文革是极权对狂热的青春暴力的一次借用，然而能看到的不仅仅是极权与崇拜的恐怖性，而是人自身也有多么恐怖的一面。斯蒂夫严肃地问张辛欣：“你打过人吗？”这是一个分水岭？“我没有。”但能不能就此放下心灵的拷问？每一个人？

狂暴的革命，混乱的串联，然后是上山下乡……挽救心灵的是书。人性里重建的力量与毁灭的力量一样诡异，历史的一面总在烧书，另一面，总有书在地下流传。一个乱世中长大的女孩，她看过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契诃夫、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还有兰姆姐弟和莎士比亚故事集。无疑地，她将成长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让她保持一种思考的，书写的能力。她得益于她出身上的文化特权，但这个文化特权又使她超越了她的出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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