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军》陈建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时代的不幸,通常会造就个体的不幸。当颠沛流离于欧洲大陆多年的乔伊斯,被问及是否愿意为主权尚未独立的祖国战斗时,他却以“还是让爱尔兰为我而死”的回答,划清了个体与时代之间的清晰界限,以此来保证自我的绝对独立。而在小说《杂牌军》中,日军侵华的阴霾飘浮在吴尚小城的上空,任何生活于其下的人们,都无法挣脱精神和肉体上双重辖制。黎星源、黎星斗兄弟二人,本可依靠三万人的杂牌军部队驻扎吴尚小城,过点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侵华日军的枪声突然搅了平静,面对异邦来袭,坚守民族气节肯定是第一位的,但身为国民党非正规军,又似乎不得不为了给弟兄们寻条出路,而在与汪伪政权的暧昧不清中保存实力。叛离家门、背负人命的贾慧隐居在吴尚多年,小学教员的身份从来都未曾遭人质疑,但一颗砸入家中、未及爆炸的日军炸弹,却犹如一丝火星,点燃了贾慧隐匿多时的身世之谜,也让她原本轻松的隐居生活变得险象环生。约定只要抗日战争胜利,就会返城迎娶贾慧的林峰,却未能兑现诺言,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秋天,又不得已转身投入内战,最终在随部转移中溺水身亡,再也没能回到未婚妻身边。
不止于情节,陈建波还通过故事的叙述体例,展现了他对“时代”和“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整部《杂牌军》基本上都是采用了“小人物”和“大背景”共同推进的模式,即在讲完一段贾慧及其周遭人物的故事之后,跟着讲上一段吴尚城的战事状况,两者前后更迭、相互间隔。这样的表述可以理解成是作者耍弄的小聪明,穿插行进的故事,自然会恰到好处地定格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并不断叠加小说的故事性,助推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当每则“小人物”的故事如同佐料一样,夹在两片吐司面包般的“大背景”之中时,那种被巨物强行包裹着、难以挣脱的窘迫境遇,似乎也是作家隐喻人物命运的匠心之笔。
在美国小说《饥饿游戏》中,科幻作家苏珊娜·柯林斯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情节:特殊政治生态下,一群生活在封闭空间下的小孩通过相互之间的无情杀戮,来谋求生存机会。小孩的形象,象征了人类最为本能的欲望,而罩上科幻的外套,似乎又是在解释这只是一种极端性的想象,现实世界还远不至于这么糟糕。而在这本以苏中地区真实历史为蓝本的长篇小说中,陈建波似乎是让那种有据可证的残忍,与柯林斯绝对虚构的残忍,牢牢地呼应、并贴合在了一起。在《杂牌军》中,是命运的大手将一群原本相识相交而又因故相离的人们,重新推到了“抗战中的吴尚”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之后的他们,或是一明一暗,或是佯装不识,又或是建立阵营以求自保,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处事准则,但出于生存的本能,大多都成为了柯林斯笔下“相互杀戮的小孩”,以改变别人来求取生存。曾经位高权重的下野督军许震霆,妄图通过逼迫“吴尚二黎”投降汪伪集团,而重新掌权,为自己赢回政治生命; 地主李西沅借助于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的儿子,滞留起吴尚城的下拨专款,并以此牵制“二黎”;嗜财的黄参议是标准的乱世务实主义者,为了获取不义之财,甚至不惜让部下为自己替死,让别人因此倾家荡产。不过,“改变之力”的作用也是相互的,在控制别人的同时,他们自身的生死存亡、得失荣辱也常常会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