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主题意识的双重性

上个世纪30年代初，谢六逸发表的《小说创作论·主题小说》可能是中国较早的一篇专门讨论小说主题问题的论文。此后，有关小说主题、包括中国古代小说主题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点。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主题竟被归纳出十余种，由于众说纷纭，治丝益棼，思想性的主题研究（情节类型性的主题研究另当别论）逐渐淡出。[1]不过，正如谢六逸早就指出过的那样，“作家在自然，人生之中，寻着自己所喜欢的题材，将它写成小说，可是，并非将那些题材，漫然地写作出来。作家必须借那些描写出来的事件，情节，结构，人物，说出自己的旨意，诉于读者。”[2]不但如此，一个读者在阅读小说，也总会希望搞清楚小说描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什么观念。也就是说，“主题”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需要。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少人问津，应归咎于对主题分析的浮面化、单一化，而不是主题本身的可有可无。从本质上说，主题也许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对主题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可以落实到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厘清主题意识多层面的双重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主题在文本中的实际存在与研究价值。

一、“主题”与“旨意”：古代小说思想倾向的两种概括

在各种文学概论著作、文学词典中，都有对“主题”大同小异的定义，美国学者布鲁克斯、沃伦编著《小说鉴赏》中的说明较为全面：

主题就是对一篇小说的总概括。它是某种观念，某种意义，某种对人物和事件的诠释，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它是通过小说体现出来的某种人皆有之的人生体验——在小说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含有某种对人性价值和人类行为价值的议论。[3]

这一概括当然是基于西方小说的艺术实践提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主题”的意思大致是用“意”、“义”、“旨”及其相关的复合词如“旨意”、“立意”、“大义”、“主旨”、“本旨”之类词语表达的。《后汉书·鲁丕传》里就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的说法，《宋书·范晔传》明确提出了“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后世类似的说法层出不穷，如“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驱奴隶，此乃以韵承意，故首尾有序。”[4]“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张，寓意则灵。”[5]只有极少数人对立意有不同看法（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

与诗文理论相比，古代小说的主题意识，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从批评角度看，都产生得要晚一些，但诗文理论中的“旨意”说，也为小说家借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便屡用“意”、“意思”之类词语揭示作者用心。这一对小说意旨的探求，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古代小说史学科建设。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理念与表述方式》曾论及鲁迅在评述中国古代小说时，经常使用“意”、“主意”、“立意”、“本意”、“意想”、“意度”、“意绪”以及“旨”、“大旨”、“义旨”、“旨趣”等传统术语，这大体上即相当于小说的主题层面，但又不简单等同于“主题”。因为“意”可能体现在作者发表的感慨和直接的说教中，更可能表现在小说本身具体的叙述描写中。而意想、意度等偏重于突出小说叙写与作者性情、识见及艺术修养的关系。鲁迅没有空谈作品主题，而是化宽泛为灵活，从“意”延伸到小说内涵及其相关的各个方面。比如将作品之“意”与作者“本意”相互生发，使“意”命题在操作中具有随物赋形的丰富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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