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丢失了的第二口气——伦理想象力的匮乏

就如同中国的人口红利在30年间出人意料地迅速消失、不复存在一样，中国先锋文学的形式红利在一个更为短暂的时间段里消耗殆尽。到1990年代初，新形式不复新鲜，所带来的边际效应接近消失。及至2000年之后，当格非、余华、莫言等人再次推出全新的作品，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余华的《兄弟》，莫言的《檀香刑》《蛙》等，在题材抑或写作姿态上，都与之前作品有了巨大的差异。莫言宣称：“写作《檀香刑》就是要大踏步的回退，从现代小说写作回到传统的讲故事腔调之中。”可以说，先锋文学经历了一次整体转型，从一种自圆其说自说自话独立自主的形式实验，转向了更多对历史和时代经验进行沟通，甚至主要以历史框架作为整合各种经验主导小说框架的写作轨道上。

专注于语言和叙述形式化实验的先锋写作，在1980年代中期最初出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场，是一桩意义重大的精神事变，它撬动了现实主义文学所占领的单一写作国度。现实主义导致了文学想象空间服从于单一“现实”——以语言文字来模仿对应所谓现实世界和大写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所有的生命经验都被编码成为规定中的历史符号。所有的生命经验在这一现实主义话语模式中，都完全可以被清晰描述和规定，并成为大写历史的注脚。先锋文学的形式化倾向，导致语言和文学叙事摆脱了对大写历史现实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从而使得各种个人独特生命经验的表达成为可能，为个人生命不可规约的独特现实找到了在文学话语中的呈现。格非在《迷舟》《边缘》中，呈现了个人命运在时间迷宫中的不可知和恍惚感。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中对残酷血腥经验提供了照相般直接精细的描述。莫言则更是在《红高粱》《酒国》等作品中，以近乎疯狂的泡沫话语，层层叠叠地渲染了感官世界超乎惯常想象的丰富和残忍。

非线性、非理性的命运感，不可规约的感官经验的直接描述，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现实，这个现实在1980年代的先锋写作和评论浪潮中被当做了一个全新的、属于个人的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享有着处置自己身体、想象和语言的自由和主权。但这一自由和主权，是以一种向后退缩的形式获得的。换言之，是从远离整体性叙事和社会现实经验中获得的。从公共经验领域撤退，撤到了私人感官领域。而当进入中年的先锋小说家们将自身写作的价值押注在更具公共意义的题材上时，他们则表现出了处理公共领域素材时的乏力。这种乏力并不在于对公共经验的不知情和不了解，而在于面对一个庞大经验体系时，尽管先锋作家们否定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刻画方式，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也都默认了新闻中、教科书中被反复讲述的大写时代和总体现实，并在潜在的意识中认定其是惟一的时代和惟一的现实，而缺乏想象每个个人自己的时代和现实可能性的伦理想象力。

格非：植物化的女性

与没有他人的历史

当下时代创伤性的暴力记忆和意象，成为格非新近小说中最醒目的标记。在《隐身衣》中，“我”的客户丁采臣因为一个烟灰缸，对餐厅服务员拍出了一把黑糊糊的手枪。丁采臣自杀之后，其别墅中出现的那个被毁容的女子，一张原本应当是迎向情爱的人类面容，却充满了钢刀和牙齿的刻痕。对于暴力创伤，小说只是一个震惊体验受害者的记录，面对暴力时的独立立场和理解力在小说中都相当模糊。从根本上而言，格非小说中对于真正人与人之间的生动关系缺乏深入，而暴力恰恰是发生在这种关系之中，或是对此种关系的突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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