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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忧天的杞人”——论冯至晚年诗歌的忧患意识和自我拷问意识

收录:2012-7-17  作者:辛临川  来源:博客中国  点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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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1960-1970年代,冯至几乎停下了他的新诗创作。直到1980年代,他才又重新拿起了笔,开始了第四阶段的创作。而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过论述,只有他的弟子袁可嘉先生曾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的“新绝句”诗。[1]

作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独立斜阳,细细地对自己一生的创作进行总结和反省。他总结了其诗作前后期的异同:“若是把前两个时期的诗和这时期(指第三个时期)的诗相比,在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悬殊。前者也渴望光明,可是眼前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后者则充满希望,有无限美好的远景。”[2]他这个总结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本人诗歌的发展道路。过了几年,也就是1983年,中国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比以前放松了,诗人自己的认识也更深入了:

我把这些东西检阅一下,有可笑的幼稚,有荒唐的梦幻,有无谓的感伤,有对光明的渴望,有对罪恶与卑污的诅咒,解放后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歌颂,也有自我的剖析,自问大都是由衷之言,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间或说过违心之论。[3]

这比1950年代对自己以前创作的评价更客观,也更公允了,而且也更真诚了。

这时他对自己1950年代的创作进行了反思,其中也可看出历史的尴尬,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向给诗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历史往往会跟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开这样的玩笑):1950年代讴歌的东西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那种乐观主义也受到历史无情的嘲弄。诗人认识到“在50年代写的诗都是讴歌现实,对将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但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没有意识到任何兴革都不会一帆风顺,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因而那些诗近似廉价的乐观主义,缺乏深度。”[4]他曾用诗歌的形式对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进行了反思: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生平听到的

最激动人心的一句宣言。

那时也许过于激动,竟不懂

任何一个病人都有过的经验,

能够站起来不等于就能跑步,

更不等于能够赛跑——这中间要耐心锻炼。 ——(《我同情忧天的杞人》)

这里的反思就不仅仅是诗人对自己的反思了,而是代表我们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在进行反思。这里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政治豪情,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其中的曲折与艰难。当年的冯至也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里的反思是我们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才换来的。

冯至曾为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冷静而又沉重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在“否定”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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