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情感意蕴与文化传统

作为一部已经被千百遍咀嚼过的名著，我不敢确认《红楼梦》的“主题”还有重新诠释的可能或者说必要。但是，只要《红楼梦》还被阅读着，我们就无法回避作者“谁解其中味”的疑问。一个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丰厚作品的天才作家并不会期待一个标准答案，事实上，“谁解其中味”或许正是他以设问的方式排除那种可能出现的固执之见。那么，追寻曹雪芹的创作初衷与心理，应当是接近这部杰作思想真谛的一个有效方式。幸运的是，在明清长篇小说中，《红楼梦》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次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创作原委的作品。作者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皆（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以)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1］从小说史上看，此前的小说家更多地是强调写作的历史纪实或道德教训的公共责任，曹雪芹却公然强调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理由，即以一种强烈的追悔之意，叙述过往的人生历程，而这一历程最令其感愧的则是那些曾经与作者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不管这些女性是实有的，还是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世界，为“闺阁昭传”的意义都使得《红楼梦》确立了一个与以往古代小说不同的描写角度，这当然不是说，小说的全部内容都仅限于“闺阁”中。在我的理解中，《红楼梦》浓重的悲情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是发自内心的负疚感，这通过开篇的自我忏悔得到了明示；其次是面向社会的末世感，这在小说的情节布局与人物描写中不断流露；第三，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美人黄土的哀思，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意义上的感悟，通过对女性性格与命运的审视，作者将负疚感与末世感上升为一种对生命的深刻反省。

一、在怀旧中对女性的纯美想象

新红学所开辟的对曹雪芹生平、家世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探讨在被过度发挥后，已屡受质疑。对此，本文无意加以评论。不过，以往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更多地看重的是事实的层面，对作者感情层面的关注则略有不足。而曹雪芹在开篇的表白，恰恰说明主观的愧悔之情与客观内容的“大旨写情”才是他的经历与文本的最重要的结合点。

在有关曹雪芹的并不多的直接记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一位十分敏感的小说家。敦诚在《赠曹雪芹》中称他“废馆颓楼梦旧家”，敦敏则在《赠芹圃》中称他“秦淮风月忆繁华”，都表明了他强烈的怀旧气质。而如上所引，“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这一对女性的追忆，又构成了他怀旧感情中最深沉的内核，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明末清初兴起的“忆语体”文学。

所谓忆语体文学主要指清初以来颇为流行的回忆性散文，虽然类似的创作前人也有，明代归有光更以此类散文的写作见长，但到明清之际，此种写作才成为一种风气。比较早一点的作品有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等，他们都是明代遗民，在对往日富丽生活的眷恋中，寄托着故国之思。稍后的叶绍袁有《窈闻》和《续窈闻》以及《亡室沈安人传》等，寄寓了作者对亡妻和早夭的爱女的哀悼之情；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生前也曾作《季女琼章传》，怀念亡女，写得真切感人。更为著名的忆语体作品是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其中描写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细腻感人。类似的作品还有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等。再晚些时候，还有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些忆语体作品大都以青年女性为主人公，并表现了对女性的特殊的敬重。而由于女性的亡故，它们也往往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中有些作品中的描写与《红楼梦》有相近的地方，如沈宜修称自己是“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与曹雪芹表明的创作态度一样；叶绍袁将所悼念的女性描写为成仙作佛了，《红楼梦》中关于晴雯成为芙蓉神的构想与此一致；《窈闻》中提到记人生死的“秘册”，也令人想到《红楼梦》太虚幻境里的“册子”；《续窈闻》中才女叶小鸾说自己曾“戏捐粉盒葬花魂”，则与林黛玉的“葬花魂”相似；叶绍袁说自己的幻想是“梦生于想，岂真足凭”，“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羡，无救我女之亡”，曹雪芹写贾宝玉对晴雯成为芙蓉神一事也说“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以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也是出于相同思想感情。至于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即董小宛的化身，固不足为训。但从忆语体的感情特征上看，两者也未必没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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