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巢父和他的《思想时代》

十年前，谢泳在《民间有高人》中提到两位老人：一位是湖北沙市的京剧编剧，要写一本《陈寅恪诗笺证》；一位是安徽绩溪的机关干部，自费印刷《胡适研究论著资料索引》送人。文章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泊名利，研究完全出于兴趣，而决不试图以此换回什么，这个境界不是今日许多所谓专家学者能达到的”。遗憾的是文章没有提到两人的姓名，该文虽收入《旧人旧事》，由于 种种原因，看到的人也并不多。

后来我在太原见到其中一位，他就是湖北的程巢父先生。据说他已经退休，正在朋友家里看书。当时的感觉是除了嗜书如命外，他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后来我看到他为香港某刊物写的几篇文章，印象有所改变。文章写的是面条、馒头、馄饨、大饼等食物，却将名物考证和古今 典故融于一体，读来趣味无穷。

但是，这只是程巢父的“业余爱好”，他的“主攻方向”是陈寅恪诗笺证(尽管卞孝萱对他说“笺证陈诗之难，难于上青天”)和胡适研究。也许有人会说：咱学术界高手如云，他一个荒江野老能有什么成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他的第一本文集———《思想时代》(华夏出版社 2004年5月版)说起。

该书序言由钟叔河撰写，标题是《为陈寅恪、胡适说话》，这也可以 视为全书的主题。

为陈、胡二人说话是有原因的。比如前几年有位书评家断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陈氏晚年命运引起世人关注是一种不幸，因为这种关注很容易忽略其学术成就，何况其遭遇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这种观点在中青年 学者中有一定市场，为此程巢父在《人性人情总相通》中指出：陈寅恪引起世人关注，是因为知识分子曾经沦为社会异类，整个民族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他的遭遇不是什么“个案”，而是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共同命运。正因为如此，当陆键东从档案中发掘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并写成这本书以后，自然会引发石破天惊的社会效应。因此大众对陈寅恪命运的关注，不仅“丝毫无撼于他的学术丰碑”，还会推动学术研究的进程。程还说：前几年出现的“陈寅恪热”，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情绪”，对于“这一点微弱的民气，还得慎加爱 惜”，不可随意伤害。

又如有人根据《陆铿回忆录》撰文说，当年胡适得知蒋介石想让他出面竞选总统时，居然手心出汗、眼睛发亮，大有称孤道寡之势。为此我借来这本书，发现许多回忆都靠不住。陆铿曾任《中央日报》记者，他说他与徐永昌是密友，徐代表我国在密苏里号战舰接受日军投降后，他曾经采访过徐。当时徐不谈此事，却大谈在北平逛妓院的经历，并介绍妓女与他“分享”。我读过《徐永昌日记》，知道此人作风严谨，有事必录。看到这里，我又查阅这部日记，没有找到他们关系密切的证据。至于那次采访，日记中只有几个字。无独有偶，对于那位轻信陆铿、并且写文章嘲笑胡适的作者，程巢父根据胡适年谱、书信、著述等第一手资料，证明对方“掌握的材料太少，而发言过 于大胆，有‘率尔操觚’之弊”。

再如那年北京召开《人间鲁迅》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鲁研界”高手，他们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维护体制的，虽然也有主张， 但思想无力，评价不宜太高。会议纪要发表后，程巢父认为这些专家的毛病，是对胡适文献阅读太少，把握不够，才导致上述简单欠妥的判断。他指出：“学人于文献几无捷径可走，旁道可行。这是死功夫，无巧可取。涉足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梳理该领域的文献，达到相当的阅读量”，才能有正确的见解。这个意见对于流行于学界的浮躁病，应该有很好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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