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

中国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在这种长期的专制主义文化环境之下，中国文化仍然在发展着，仍然在滋生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在增多起来，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仍然越来越大。那么，他们靠着什么，我觉得他们第一靠着自己的绅士精神。当然，绅士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传统的绅士，就是他通过文化的学习和知识的传播，成为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之上的一个评判者，他自身由于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且对自身的行为、言行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性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不会犯低级错误，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评判现实、评判别人的资格。而在这种资格当中，他永远是别人的评判者，而把自己永远地置于一个高雅的地位，那么在这时候他就获得了自信，并且这种自信是真诚的。那么在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灾难、不公甚至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苦难都与他毫无关系，并且正因为外部世界是苦难、纷乱和不公平的，正是因为有官僚的腐败、政治的专制、乱民的捣乱和反叛，他才更有了提倡或者宣传其理想的文化背景。他永远不会说他在这样纷乱的世界中怎样和敌人做斗争，将怎样和大家一起走出这个苦难的深渊，他永远会说这样的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应该有公平，人与人之间应该友爱，世界应该和谐，而不应该是纷乱的。也就是在这些话语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这些知识分子既保留了自己的地位和自我自信意识，也保留了这样一种话语形式。这些话语形式喂养了这些绅士，这些绅士也喂养了这些话语，所以说，在任何时代绅士和绅士的语言总是共在的。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着，他就拥有宣扬他的正面理论的资格，拥有这样一种话语形式。在中国，过去旧绅士很多，“五四”之后又产生了一批新绅士。这批新绅士从西方学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新的礼仪形式和新的文化教条。回到中国来，不论中国是一种什么状态，他都是在论说这么一种理论，讲着这么一种道理，并且这样一种道理一定是附着在西方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的身上，或者是实用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新人文主义，或者是黑格尔哲学，或者是费尔巴哈哲学，谁都不要紧，但到了他这里就成了标志着他自己有文化、比普通老百姓更高的招牌。他们可以评判现实，但现实是怎样的、怎样改变现实他们是从来不会说的，他们永远不离开这样一种理论话语，这样一种理论话语也就养育了一批现代的绅士，这些现代绅士又制造了这样一批话语。古代的绅士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生活在中国，现代的绅士也继续着旧时代的绅士的事业。

在中国古代，也有做不到绅士的一些人，这些人多是年轻的，活泼的，有才华的。但是做绅士总要对自己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并且要永远地把自己的话语纳入到一种在社会上是正经的、正当的理论体系中去，古代纳入到“道”当中，纳入到“理”当中。另外一批人也必须在这样一个专制主义的背景之下活着，并且还要活得幸福，活得潇洒，那么这些人就组成了“才子”。

所谓才子是讲情的，讲潇洒的，讲不承担苦难的，讲幸福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求自己的轻松，寻求自己的愉快，即使他的身边饿殍遍地，但是只要有一碗饭吃，有酒喝，有茶饮，他就可以在那里喝酒，在那里饮茶，他就可以在那里讥笑，整个世界被他留在了他的心灵的外边，而他自我永远是满足的。这类话语借助的也是我们的文化，用各种各样的虚伪、趣事，用各种各样的笑话，用各种各样的噱头，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是诗歌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娱乐。他们感觉不到痛苦，也不认为他们应该感觉到痛苦，但是当真正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反而表现得更加束手无策。古代有才子，现代也有才子。现代的才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出诗来，并且能写出非常美、非常和谐、天人合一、没有痛苦、只有一种韵味的那种诗来，让人读来心里软绵绵的，非常温柔多情。现代才子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带有一种进取的甚至可以是一个革命的外表，他永远是先进的，永远抓住一种话语形式，他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可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使用一些空灵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却没有实际的内容，在那里制造一些虚幻的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比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多的一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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